上海人的口碑
....有朋友来上海，打了几次的，对上海的出租车司机赞不绝口。说上车只消报个地名，司机点点头，便一路无话，至多你问一句他答一句，绝不多说什么，到目的地，打了票，说声别忘了随身东西，再说一声再见，便拜拜。可谓不冷不热，不卑不亢，给人的感觉是干净利落而又得体。不像有的地方，比如北京，屁股没坐热就被司机逮着天南海北侃大山，不听也得听，哪怕你躲在后座。再比如成都，司机倒不一定找你摆龙门阵，却大开着无线对讲机，和远在别处的同行回味昨晚的一场麻将，或是对什么路口一家杂货店女店员的长相评头论足，一路谈笑，没安全感不说，还特别烦人，恨不能将那对讲机砸了。
朋友说上海司机"不冷不热"，我觉得是比较准确的。有时太热了，也未必好，关键是到位。记得我去年在北京去亲戚家，拿了地名问司机是否认得（那地方是有点难找），他一拍胸脯，"能不认得吗？！"我就放心上去了。在经历了一圈快乐旅程（听他侃大山）后，结果却还是没到位。我只好一路询问，摸着石头过河。被问的人都很热情，几乎都不假思索地说，哦，知道，那里！可惜都指错了。后来我好走歹走总算摸到要找的那条胡同口。因为几年前曾来过，有点印象，但又不放心，又向胡同口一位大爷打听，他却向我指了个相反的方向。我有怀疑，继续往里走。不料那大爷大喝一声："你还信不过我吗？"这下我如果再一意孤行往里走就有点驳大爷的面子了，自己再苦再累，也不能不给大爷面子啊，于是赶紧打住，转身往他指引的方向走。结果呢，又走了冤枉路。幸好我再回到那胡同口时大爷已经不在了，才放胆进去，并找到了我那亲戚。那天，我起码多走了一两个小时的路。
这样的情况大概在上海比较少见，因为上海人一般不善于把话往大处说，把不知道的说成知道的，把没把握的说成把握十足的。相反，上海人倒是习惯把十分的把握说成九分或八分、七分，甚至干脆回答不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上海人做事求保险，怕担风险。一般做事的成功率比较高，但也往往知难而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上海人的这种性格有它的历史渊源。余秋雨先生在《上海人》一文中说，"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殖民地半殖民地时候不去说它，哪怕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真正的上海人其实也没几个是轮得上发号施令的。局级以上的干部，大概绝大多数是北方人。在我的感觉中，路上随便遇到一个操北方话的，一准是个干部，不是个处级，也会是个科级，起码也是个小组长这样的角色。因此上海人一见北方人天生就有点发怵，像见了上司，不敢冒犯。这就是为什么文革中北京随便来一个什么红卫兵，到上海就是个大好佬，就被尊为领袖。正是这种"助手心态"，决定了上海人长期来养成小心谨慎以及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眼界不高，自己眼鼻子底下的那点生活则往往被安排得妥妥贴贴，有板有眼。那次我出差乘火车，同车厢有十多个上海人。到开饭时间，他们变戏法似的从各自的旅行袋里取出各种菜肴聚餐，有卤味，还有自己炒的家常菜，比如毛豆萝卜干、蜜汁考夫、干煎带鱼等等。当然还有各种饮料、啤酒，连一次性筷子、碗以及勺子什么的都考虑周全了。引得一车厢人都暗暗感叹：上海人，你真会过日子啊！这情景让我想到王安忆的《长恨歌》。当年王琦瑶和严师母、康明逊、莎莎他们不也常喜欢弄几个八珍鸭、葱烤鲫鱼、腊肉菜饭什么的，在亭子间聚聚，一起"小乐惠"的吗？真可谓一脉相传，改也难。
本来这种处世态度于已实惠，于人却也无害，不至被人说三道四。但上到中央台春节联欢晚会，下到网上聊天室，拿上海人开涮往往成了固定的保留节目和热门话题。说上海人精明不高明，说上海人小里小气，还说上海男人没男子气……上海人像是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口碑危机中。本来这些话都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一味挖苦耻笑，那又如何让上海人心服口服呢？
设想有一天北京、成都和上海的司机开同一辆车，说好每人平均开几个小时。但不久北京司机和成都司机都想放手侃大山，于是都想让谨慎而不善言辞的上海司机多开些时间，他们对上海司机说，哥们，来，替会儿，我们中间就数你最知道助人为乐了。一开始上海司机乐得屁颠屁颠，但一而再后，上海司机就不乐意了，装作没听见，或者干脆蒙头睡大觉。于是，北京司机和成都司机气不打一处来，纷纷指责说：小气，不像个男人。
难怪，平时的傻子，十有八九要被人说成"傻进不傻出"。傻子是绝对占不到聪明人一点便宜的，但一旦聪明人占不到他便宜，他就要被聪明人骂了。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傻子占了聪明人什么便宜呢。
200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