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么也不是

  当小白脸一脸认真地问他:"你准备去多久?"你去了还准备回来吗?"这最后的几个问题时,他的心一阵狂跳,几乎是结巴地回答:"我只去三个月。"我当然要回来的,因为我的事业在国内。"

...."我的事业在国内。"--这是他认为准备得最得意的一句话。据说这样的回答曾有不少成功的先例,因为外国人瞧不起不爱自己国家的人,你越是有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外国人就越是瞧得起你;你越是说不想出去,外国人就越是欢迎你去。

....他是研究长江口水文的,对长江曰一带的潮汐、水流、航道变迁等情况烂熟于心,可是对那个常年积雪的国家到底有没有一条像样的河还搞不清哩,说"我的事业在国内"既合情又合理,一点也不娇揉造作。在这么一屋子待签证的人中,他觉得也许只有自己才有资格说这句话,因为他是水文工程师,一个可以称得上有事业的人,他手提包里的一厚叠已经变成了铅字的论文就是最有力的佐证。

....他不禁有了点豪迈之气,脸上开始出现正常的笑容,眼睛大胆地迎着小白脸,甚至想探过头去,看一看安全玻璃后面的小白脸到底在台子上写些什么。

....他从小白脸的这两个问题已经感觉到签证在望,也许可以说是签证在握了。然而几秒钟前,他还是被失败的情绪笼罩着,以为自己逃脱不了遭"枪毙"的厄运。小白脸瞪着那双怀疑一切的蓝褐色的眼睛,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不信任的问题,使他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绝望的泥潭,并且也使他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外面给这位签证官所起的"冷面杀手"的外号并非无中生有。

....他申请的是旅游签证,手续完备,理由正当。然而对他所陈述的每一句话,小白脸似乎都觉得是在编造,狡黠的眼睛总带着嘲笑,仿佛在提醒他:"你骗不了我。"

....面对这双眼睛,他觉得心虚,仿佛被窥穿了一切;同时又觉得委屈,因为众多的签证者中能有几个不是在千方百计地编造申请理由,或者说在夸大其辞,把一说成十呢?这中间真真假假,连申请人自己也快搞不清了,你小白脸就一定分辨得清楚?外面有句行话:一切都得看临场发挥。那就是说,这是一场斗智,看你能不能随机应变,自圆其说,把真的和假的有机地掺和起来,说得振振有词,煞有介事,让签证官对自己的怀疑产生怀疑,从而得出错误的判断。

....这中间不乏成功的例子。听说有位仁兄将自己对一个亲戚的可有可无的探望,说成是那个亲戚将参加一'场"狗拉雪橇"比赛,而自己又绝对对狗拉雪橇充满好奇,倘若失去这次机会,今生今世也许就再也看不到狗拉雪橇的有趣而富有童话色彩的一幕了。据说这位仁兄是在看了一本叫《天南地北》的杂志后得到的启发。那上面有篇文章说,一年一度要在白令海海岸的一个小镇举办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那是为了纪念1925年的一次抢救行动。那年多亏了狗拉雪撬才把血清送到了这个流行白喉疫的淘金小镇。这位仁兄确信这个常年积雪的国家一定对狗拉雪橇不会陌生,而且富有感情。就靠着这本《天南地北》,这位仁兄居然获得了"OK",给签证的恰恰就是眼前的这位小白脸。

....自然,这绝对不是说小白脸是位好对付的签证官,恰恰人们都怕他。

....在这位"冷面杀手"的咄咄逼人的目光下,他一上来就有点招架不住,惊慌失措地提裤腰。他知道这习惯很不好,没教养,但就是难以锻除。陋习来源于他的那个三层阁,那儿低矮,直不起腰,穿裤子艰难,因此一到可以站直身子的地方就觉得机会难得。他一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就更紧张,原先精心准备的一些话一下子都不知丢哪儿去了,有的话则是说不出口,好像没有说这些话的氛围。他也准备了一个类似"狗拉雪橇"的故事,说自己想去参加表侄子的入教受洗。表兄写信来说这次受洗仪式正好安排在教堂建堂一百周年庆典,特别隆重,也特别有意义,让他一定别错过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还想说,自己之所以对表侄子的这次受洗仪式抱有特殊的感情,除了血缘上的原因外,还因为他本人也信仰耶稣基督。他和表兄从小就做礼拜,在主的圣殿,聆听恩主的声音,瞻仰恩主荣面,是恩主的小羊羔。

....他为这"狗拉雪橇"式的构思在来北京前作过多次排练,自以为已经操练得声情并茂,富有感染力。为此,他不时有一种乐观的情绪在滋生,相信自己会获得一张"以基督的名义"发给的签证。那个常年积雪的国家的人民普遍信奉基督,小白脸也不会例外。他要在得到签证后对小白脸赞美一声:哈利路亚,感谢主!他只是担心翻译是否有这水平。

....然而,面对小白脸富有洞察力的冷峻的目光,他的"狗拉雪橇"全完了。就像平时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的东西,千好万好,却经不起起床后的一个正常状态下思索的检验。他突然觉得自己的"狗拉雪橇"假模假式,做作透了,简直是个蹩脚编剧的作品,怎么还好意思拿得出手呢?这使他想起米兰·昆德拉的一句名言: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要是自己是小白脸这角色,在听了这"狗拉雪橇"的故事后会怎样呢?会捧腹大笑,说:以基督的名义饶了我吧!

....狗拉雪橇可以拯救白喉疫,却救不了他可能遭拒签的厄运。

....小白脸很喜欢用"Why"这个词,每问一下就耸耸肩,摇摇头,做个不置可否的动作。而那位穿着考究的年轻翻译就紧跟着一句口气严厉的"为什么?"

....他被这一声声"为什么"问得一激灵一激灵的,乱了方寸。他的自我感觉糟透了。

....他今天是第五个被叫进来谈话的人,前面已经被"枪毙"了三个。获"O K"的竟是个年过半百的黄脸婆。她走出面谈室时,居然也像个"枪毙鬼"一样,面如土色,在被人们团团围住时,她带着哭腔说:"叫俺回家等着哩!"接着她又气喘吁吁地说:"他们说签证会寄给俺的。"

....她太紧张,也太激动了,以至有点心力衰竭。围住她的人似乎也都得了什么心脏毛病,一个个气虚心跳,不住地问: "签出了?签出了?"

....他没上去凑热闹,只是远远地打量着他们。他今天来得早,护照也递进去早,估计很快就会轮到自己,不由人不感到紧张,已经没心思去分享黄脸婆的那份兴奋了。他发现黄脸婆耳垂挺大,而且在簇拥着的人们的惊羡的目光中,脸色渐渐红润起来,竟然越来越有神采,像个有福份的人。

....相比之下,那几个遭拒签的就太可怜了,一脸的沮丧和晦气。有个少妇一出来就淌眼泪,任人们怎么发问也不搭理。那无声流泪的伤心的样子让人看了也伤心。他们都比黄脸婆年轻得多,也显得比黄脸婆有文化,外国人却偏偏看中黄脸婆,真让人怀疑有没有搞错了。

....签证给黄脸婆,对后面的人来说无疑投下了一道阴影,似乎被占去了一份额子。但要是出来的全是清一色遭拒签的,后面的人也会一阵阵恐怖,觉得无指望。因此每一个面谈出来的人,无论拒签,无论 O K,给人们带来的全是恐惧。最好还是不要去问他们什么。

....不过,不管怎么说,他总觉得签证给黄脸婆似乎有点可惜。就像他看到一些花边新闻,说外国的某某富翁将遗产留给爱犬或是爱猫一样,多少有点令人愤愤然。

....这么一想,他就感到黄脸婆的紧张和兴奋有点可笑了。

....他渴望自己能成为今天的第二个幸运的黄脸婆。他才三十五六岁,还算年轻,不会让人觉得给他签证是一种浪费。不过他当时想得更多的还是自己遭拒签后的样子,他害怕人们的同情和怜悯的目光,因此他害怕拒签,他希望不要出现那悲剧性的一幕。

....后来面对小白脸一连串步步紧逼的"Why",他已经被逼到了拒签的边缘,脑子里一下子就跳出了那个少妇无声地流泪的情景。他想自己一会儿走出去该呈现怎样一种表情呢?强颜欢笑?还是咬牙切齿?他不会掉泪,但也千万别让人误解了,以为真是第二个幸运的黄脸婆,这种误解所带来的效果是更伤了自己的心。

....好了,现在好了。这近乎绝望的念头在他回答了"我的事业在国内"后,烟消云散了。

....他转优为喜,看什么都觉得顺眼。在他现在看来,小白脸并不可怕;那双冷漠的眼睛变得生动了,那张毫无表情的脸也变得有人情味了。

....他这才有了雅兴将面谈室认认真真地打量一番。

....面谈室很小,仅五六个平方米。室内很暗,白天也得点灯。大概小白脸就是在这儿呆得太久的缘故,脸上没有血色。室内唯一的摆设就是一张油亮的本色柜台。柜台将房间一隔为二,小白脸站柜台里面,身后还有一扇小门,自然那只供小白脸进出。柜台上点着一盏台灯,映照着小白脸的苍白的脸,并将小白脸瘦削的身影投在那扇门上,有点恐怖片的味道。他的翻译站在柜台外面。翻译侧着身子,紧靠柜台,有时一只手臂还搁柜台边上,一副漫不经心而又很潇洒得意的样子。他则被指定站在离柜台两三尺远的地方,面朝小白脸。

....柜台很宽,上面还竖着三尺多高的安全玻璃。据说这玻璃是在一位仁兄遭抠签恼羞成怒企图挥拳袭击小白脸后安装的。当时那位仁兄还用仅有的几个英语单词凑齐了辱骂小白脸:"You are a pig(你是一头猪)!"

....眼明手快并像是训练有系的翻译马上跳起身来,将那位仁兄架了出去。

....据说,这以后足足有三个月,没一个上这儿来的人能幸免于拒签,创下了签证为零的漫长纪录。

....三个月的惩罚!倘按每天有四十个人来签证计算,那么三个月少算也有九十天,也就是说至少有三千六百人是哭丧着脸回去的。

....这事他是听朋友阿潘告诉的。阿潘自称也是算在这3个月里的倒霉蛋。阿潘深信,要不是那位仁兄捣乱,惹恼了外国人,自己一定可以获得O K。

....阿潘能说会道,正被领导重用着。领导还准备给阿潘一次短期出国访问的机会。但阿潘一意孤行,坚持要自费出国。阿潘一提自费出国就令信任他的领导感到不高兴,并且有点伤心。不说阿潘离经叛道,起码也是不知足,对现状不满意,对工作不安心。阿潘将面临失去现有的一切:领导的信任,擢升的希望,以及千载难逢的出国访问的机会。阿潘是在背水一战。

....阿潘这人办事讲究效率,说出的话就一定要做到,可谓"言必信,行必果",难怪以前会受领导青睐。为了那次决定命运的面谈,阿潘作了充分准备,一次借出差的机会,一次则自己掏腰包,两上北京,到使馆门口的人堆里探消息,摸行情,然后根据摸到的情况汇总分析,设计了一百个签证官可能提出的各式各样千奇百怪刁钻促狭的问题。阿潘又根据他人的成功经验以及失败教训,发挥自己能说会道的特长,对每个问题选择了一个自认为让对方满意并且无懈可击的回答方案。阿播称这为"签证一百题",说有朝一日要写成书,供有志于自费出国者借鉴。面谈前的一段时间里,阿潘照着"签证一百题"天天操练,让妻子扮签证宫提问,自己则进入角色,有问必答。每回妻子都给了阿播一个OK。

....阿潘却没能得到签证官的 O K。那天签证官也是小白脸。据说小白脸所提的问题并没超出"签证一百题"的范围。阿播施展浑身解数,充分发挥了能言善辩的特长,自我感觉十分良好。然而阿潘还是功败垂成。阿潘说当时感觉就像遇到了大头鬼,怎么也想不通。阿潘一口咬定小白脸是在报复。当然这次辱骂袭击小白脸事件,阿潘也是道听途说来的,并没得到进一步的证实。阿潘宁可相信确有其事,否则怎么解释自己的失败呢?这似乎是一次稳操胜券的失败。

....使他印象深刻的还不是阿潘的"签证一百题",而是阿潘遭拒签后的情景:阿潘从大使馆出来后在邮局接了长途电话给守候在电话机旁的妻子,那是他们事先约定了的。阿潘在跟妻子预约时把好的一面想得多了,过于乐观,否则就不会作这样的预约。果然,当阿潘刚叹了口气,说一声"倒霉"时,电话那边就传来了妻子的悲痛欲绝的哭泣,顿时阿潘也捧着电话泣不成声了。

....那是阿潘回上海后亲口告诉他的,说的时候阿潘的眼圈又差点红了。

....可想而知那三千六百个遭拒签的倒霉蛋和他们的妻子、丈夫、父母、子女!

....他看着那高高竖着的无色透明的安全玻璃,仿佛这是三千六百个例霉蛋和他们的亲人的眼泪汇集而成的结晶他顿生怜悯之心。所幸的是,自己已经说了"我的事业在国内",大概不至于再轮到自己落眼泪了。

....那安全玻璃有个窗口,不很大,但足够容纳两只手。他想一会儿要是小白脸说"O K",自己总该说声"谢谢",并且跟小白脸握握手吧。当然不能伸得太猛 免得惊吓了小白脸。想到小白脸被那位仁兄骂"Pig",并且差点遭拳击的情景,他忍不住想笑了。他想象着小白脸受惊吓的样子,一定也够狼狈的。在这块土地上小白脸到处受宠,没受到过这样的非礼,一定也以为碰上了大头鬼。

....他静静地看着小白脸,等待小白脸的继续提问或是别的什么。凭他的直觉,小白脸似乎不会再提什么问题了。在他说了"我的事业在国内"后,面谈似乎就打上了句号。接下来小白脸也许会提出要看看他的发表过的论文。那就再好也没有了。他曾经将自己的作品列了张要目表作为附件放进自己的申请签证的材料理,以证明自已是个有身份的人,并非出国潮中的芸芸众生、等闲之辈。小白脸不会懂那些论文的价值,但懂得发表变成了铅字的价值;小白脸只是为了证实一下是否确有其事。那看来像是对你的不信任,其实一旦只要得到证实,便只有默认,默认你的身价,也默认了你签证的资格。他的手提包里带着他的代表作品,都是在省市级以上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他还带着中级职称证书,以及他的施工方案获得肯定的有关证明材料,其中包括局里小报上的报道以及在施工现场头头和他握手的照片等。他不期望这些作品会引起小白脸的惊讶,也不敢奢望小白脸在看到这些证书和证明材料会对他肃然起敬,他只要小白脸对他稍稍另眼相待的结晶,使就可以了。

....小白脸可以不知道这些论文的价值,但要知道他的人的价值--他确是个"有事业"的人。

  他迎着小白脸的目光,带着充满希望的微笑。刚才小白脸埋着头不知在柜台上用笔划了些什么,现在终于抬起了头,像是要宣读什么判决。依然是那张毫无表情的脸,那双眼睛依然冷漠阴沉。不过小白脸似乎还是笑了笑,很微弱的一丝笑容。这笑容却使他有点恐惧,像是一种狞笑,一种残忍的讥笑。他心头闪过一阵不样的预兆,但那只是瞬间的感觉,很快就过去了,他想也许小白脸只会这么笑。他还没见小白脸笑过。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

  "很抱歉,我不能给你签证,因为我觉得你有移民倾向。"

  他听到翻译像背诵公文似的迅速地向他转达了签证官小白脸对他的最后判决。其实,不用翻译他已经从小白脸叽叽咕咕的话里知道事情有点不妙。他的耳朵没有捕捉到"OK"两个宇;这是人家的经验之谈,说给签证就必讲"O K"。尽管他在小白脸毫无表情地说话时,始终保持微笑,满腔热情地鼓励小白脸说下去,说到"OK"为止。但小白脸没等到说"OK"就戛然而止,不愿再说什么了。小白脸还很潇洒地耸了耸肩,表示"抱歉",然后随手就将护照扔到了窗口。翻译在拿过护照递还给他的同时,已经将那句话干净利索地翻译完毕了。

  他接过护照,脸上仍保持着微笑。他不知道自己还在为什么而笑,是表示满不在乎还是对小白脸抱有顽强的企求?

  微笑终于没能改变小白脸的既定主意。小白脸已经开始在翻看底下的一本护照了,根本不屑一顾他的微笑,似乎眼前已没他这个人了。

  败局已定,无法挽回了。他脸上的微笑已经变得十分苦涩。该离开这儿了,但他并不甘心。他到这几来一次不容易,别的不说,光为了得到这一次面谈机会,三个月前的一个冬夜,他在大使馆门口零下十几度的寒风中整整站了十几个小时!只是一个"抱歉"就可以打发的吗?说什么也不能轻易地出去。

  他赖着不动,想再说点什么,但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以打动小白脸呢?他现在连话也快不会讲了,还能说出什么动听的来?他将脸转向翻译,可怜兮兮地看着这位冷眼旁观的年轻翻译。他只有将翻译当成自己人了,翻译也是中国人,也许翻译还能看在同是"炎黄子孙"这情份上替他美言几句,求个情。小白脸还能不给这位助手个面子?不就是说声"OK"么?

  翻译却一声不响地拉开了门。如果说小白脸还曾经给过他一丝说不清什么味道的笑容的话。翻译则一丝也不给,甚至连什么表情也没有,既没表示同情,也没表示爱莫能助。翻译长得牛高马大,屁股倚着柜台,手却够着了门把,在拉开门示意他出去时,屁股依旧支着柜台,那漫不经心、不屑搭理的样子,就像在打发一个乞弓,一个下等人。

....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走出来的,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翻译拉开门就等于发出了一个信号,他接受这个信号,就根据信号的指令走了出来。也许遭拒签的人都是这么出来的,根据不需要小白脸或是翻译多说些什么。

....他走出面谈室,翻译在他背后叫下一个人的名字,他才反应过来,绝望地骂了声:"Pig!" 声音很轻,投人能够听得明白。


  他围着使馆默默地走了一圈,犹如追悼会上跟遗体告别似的。他知道这辈子大概再也不会到这儿来了。三个月前他就在这儿的大门口站了一夜队,为的是能拿到一张预约面谈卡片。那晚气温零下十几度,他冻得刻骨铭心,以至现在都不敢细想,一想就会打哆嗦。那时就听说了,签证越来越紧,紧到几乎接近零,但人们毫不气馁,照样在寒夜申排着长队,似乎只要使馆不关闭,只要签证官仍在上班,人们就排队不止,求签(证)不息。这使人想到了一句名言: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如今他已经尽了努力了,但幸运之神没降临到他身上。这是命运,他对自己说。当时他就预料到会有今天的结局,对来这儿的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来说,失败不可避免。他只是不愿多想罢了。他现在也没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后悔。他知道倘若自己没尽这一切努力,他会后悔一辈子,至少他现在可以对自己说:我已经尽了努力了。

  他朝大使馆这幢漂亮的洋房看了最后一眼。这幢漂亮的洋房留绘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很抱歉,我不能给你签证,因为我觉得你有移民倾向。

  一想起这句话,他又有点咬牙切齿。他不明白小白脸在问了他"去多久"、"是否还准备回来"这样的含意很明显的问题后,为什么还要拒绝他的签证。难道说"我的事业在国内"错了么?难道小白脸并不认为他的回答是诚实的?难道小白脸是在最后一秒钟改变了主意?难道小白脸只是例行公事说套话而压根儿就没想过给他OK?……他至今还云里雾里, 越想越不明白。但有一点很明白,那就是小白脸的话并没错到哪里。他扪心自问:难道我还要否认这一点吗?他可以在小白脸面前表白自己出国动机十分清白,就像一个窃贼在脏物没被抓获时会表白得比谁都清白一样,可是在面对自己的时候,还有必要向自己有表白吗?这么一想,他觉得小白脸也没那么可恨了。

  他怏怏地走了,已经不再咬牙切齿。

  他蹀躞街头,在走过一家邮电局时犹豫了片刻。里面有发电报,还有两个打长途的小房间。妻子曾叮嘱他,成或是不成都得打个长途电话回去,她一整天守候在办公室,办公室里有电话。他当时答应得很爽快,仿佛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然而现在真要他跨进这长途小房间,却又举步维艰,没勇气拉开这扇小门。他又想到了阿潘和妻子在打长途时相对而泣的情景。自己只要一拨通电话,难免也会出现这么个场面。妻子是个比较坚强的人,平时不轻易掉泪,但她对这次北京之行抱的期望太大了。"噩耗"传去,难保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妻子在上班,这一哭难免又会授人话柄。

  想到这,他自己心里先酸了起来,很不好受的。原先自己曾想得多美:一获得签证就直奔长途台,急切地拨通电话,急切地向妻子大声宣布:成功了!

....多年来,他一直梦想着有这大声宣布的一刻,就像他从前的支部书记阿计的哥哥的来信一样。

  阿计的哥哥在"文革"中失踪了,不知去向。十五年后,阿计突然接到久别的哥哥从海外的来信。哥哥在信中第一句话就对阿计这样宣布:从今以后你们一家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原来阿计的哥哥那次经广州跳海泅渡到了香港,然后又辗转去了美国,现在已经是一家大公司的经理,发了一笔不小的财。当年和阿计的哥哥一起泅渡的有五人,每个人身上都绑着打足了气的自行车内胎,但最后上岸的却只有阿计的哥哥一个人。阿计的哥哥太难不死,似乎注定要发财的。在历尽了各种磨难后,阿计的哥哥终于气度非凡地写下"从今以后你们一家可以过上好日子了"这样的言之凿凿的宣言。这足以使人想象阿计的哥哥在发出这宣言时的痛快和自豪。那是用命九死一生换来的,这中间伴随着多少血泪多少艰辛和多少屈辱啊!如今,可以一吐为快了。一个人,也许一辈子能气吞山河地发一声这样的宣言就满足了。阿计早在三年前携家小去了美国。阿计本来就没什么本事,只会开会时说几句大道理。自从"过上好日子"后,连大道理也不会说了,泡起了长病假。阿计很快被人们遗忘了,但阿计哥哥的这句振聋发聩的宣言,却让人难以忘怀,并且不时诱惑着人们作种种想入非非的美梦。他本来以为这一回是次机会,可以痛痛快快、荡气回肠地喊一声:成功了!

  仿佛只要这一声购喊,以前的种种不快和所有的忍辱负重都可以一笔勾销,而往后的千种磨难、万般艰险他也心甘情愿地认了。

  然而,小白脸却说:"很抱歉……"

  小白脸一句话使他近一年来为签证所作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也使他曾做过的无数美梦成为泡影。本来他可以拥有。无数个明天,他也曾为此编织过无数五光十色的梦。明天不一定是绚丽多彩的,但明天是不可知的,明天难以预测,明天充满了竞争,也充满了机会,正由于此,明天也就充满了希望。

  如今,还有什么明天呢?他将面对的只有一成不变的日子,什么都已经经历,什么都早有定论,什么都不会有什么,今天等于明天,明天又重复今天……一切都简简单单,明明白白,既没有兴奋,也毋须忐忑不安。

  还需要跟妻子在电话里说什么呢?就说"照着前面的日子过下去"吗?

  他不再犹豫,离开了邮电局。让妻子在电话机旁守候着吧,有希望的等待总比毫无指望好。也许过了今天这个时候就好了,那时她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好比金属淬过火,承受力大为增强。

  春天的空气里布满了都市忙碌的砂尘,人来车往,车往人来。人们都在忙乎什么呢?赶集?赶场子?赶着赴宴?赶着回家生炉子煮饭?还是赶着去解麻友们"三缺一"的燃眉之急?

  这一切只有他们自己心中有数,他不是也天天在这么忙碌吗?每天他匆匆起床,然后买菜、取牛奶,督促孩子吃早饭、上学,然后急匆匆赶路上班,到了傍晚又急匆匆赶路回家,一路上等车、挤车,为老也等不来的车子气得跳脚骂娘,直至回到家才算松了口气,例在沙发上对妻子说:累死了。

  累什么呢?自己心中最清楚:有时候是看了半天报纸,吹了半天牛;有时候是开了一天的毫无意义的会议;有时候则是做了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的无用工,因为最后查出人家送来的原始的水文数据是偷懒自己编造的,与实际情形出入很大……
累得好笑,累得无所事事。

  自然他并非天生如此,他曾经有过很光辉的忙碌,有过许多问心无愧的劳累。他赶着写出一篇又一篇很有见地的论文,赶着设计一个又一个经一些老专家论证为十分有价值的 施工方案;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他常常赶着去实地勘察,赶着赴施工现场……东奔西赶,那真是可以心安理得地说一声"累死了"。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你越是鼓足干劲,越是干得有了成果,就越有人提防你,算计你,让你冒不了尖,让你意识到你的一切努力都是白搭。你别想得到你该得到的那份荣誉,那份奖励以及那份尊重。

  他从结婚起一直使在岳父家一间直不起腰、提不起裤子的三层阁楼里。岳父家的门牌是70号,他被左邻右舍晚背里称着"70号女婿"。如今孩子已经十二岁了,孩子提裤子时马上也要觉得有难度了,但是他却还不知道还得做多久"70号女婿",因为领导说他的住房条件还不算最困难。

  在去年一次评定职称时,他总算被评到了一个中级职称。对他这样的年纪和资历的人来说,这已经有点"破格"了。但那又怎么样呢?一个只会天天跑食堂,然后回办公室发布食堂菜单消息的家伙,不照样也评了个"工程师"吗?还说是"硬挡"哩。这时你就会觉得这中级职称一点价值也没有了。

  他终于渐渐悟出一个道理:多干不如少干,干好干坏其实只是半斤八两。你尽可以在上班时间吹牛、聊天、看报纸,甚至躲起来搓麻将,但你大可不必整天劳作,干得太认真,干得出类拔萃,鹤立鸡群。鹤立鸡群很危险,到头来鹤往往成为众矢之的。
在悟出这个道理后,他才算对怎么做人开了点窍。

  他开了窍,就为以前的忙忙碌碌感到好笑;他拿到了护照,又为眼前一切人的忙忙碌碌感到好笑。因为手里有了护照,感觉中成了半个外国人,看问题的视角有了变化,好像是个局外人,更超脱,也更清楚了。他会常常冒出这种感觉:看两个人下棋,棋下得很臭很平庸,然而弈者却还在那儿一本正经,自以为是。这时你只会觉得可笑。

  有了局外人的视角,也便有了局外人的一种心态,他觉得这一段时间里变得与世无争,特别宽容了。"70号女婿"又怎么样呢?反正马上要远走高飞,离开70号了;那个不会干事只会天天跑食堂报菜单的家伙,评上工程师又怎么样呢,即便那家伙评上高级工程师又和我有什么相干?反正要分手了,眼不见为净……一想到"反正",还会有什么压抑感,还会有什么可愤愤不平的呢?

  现在,小白脸的一声"很抱歉",取消了他的签证资格,也取消了他局外人的视角和心态,他将回到原来的位置,老老实实地当他的"70号女婿",并且仍将和只会天天跑食堂报菜单的工程师为伍,厮守在一个办公室里。也许他从没拥有过那种视角和心态的体验还好些。得而复失比从没获得要痛苦得多,那跟一个从明眼人变成的盲人会比先天的盲人痛苦十倍的道理一样,从这一点说,他永远也不能原谅小白脸。小白脸什么也不会损失,只须说声"O K"就可以了。

  为什么小白脸宁肯成全黄脸婆而不愿成全自己呢?他怎么也找不到那个答案。也许只能这样解释:他在对小白脸说"我的事业在国内"时,过于诚恳,以致小白脸决定成全他,让他继续留在这儿,干他的"事业"。倘真是这样,他今后会怎么对待"事业"呢?他难以想象。

  他漫无目的地走着。春日的大街车如流,人如潮,砂尘在随处飞扬。一个傻子在拥挤的车站维护排队秩序,大声嚷嚷:"一切行动听指挥!一切行动听指挥!"他决定乘车去火车站,于是在傻子的嚷嚷中排了队。他得重新适应这环境,他似乎已经有点陌生了。

  他想起了一首诗,题目叫《无题》:

  年龄
  总是如期而来
  忧愁
  总是不请自来
  不幸
  总是突如其来
  而你
  为何总也不来

  他大概已经学会随遇而安了。当两个手戴金戒指的壮汉又摸出"万宝路",吞云吐雾的时候,这里便成了"万宝路"的世界。坐在壮汉对面的两位女士都皱紧眉头,拿手使劲地挥动着,表示厌恶。其实她们受烟雾的污染并不算严重,因为车窗有一点缝隙,她俩坐上风,一些烟雾还没漫散过去就被有力地顶了回来。受烟雾包围的是他。他和那两个壮汉在同一排,仅隔着一条窄窄的走道。他和他们都在车厢的尽头,紧靠厕所和乘务员室。

  他坐的是回上海的特快车,车厢内禁止抽烟。但是,哪里有这类戴金戒指的壮汉,哪里的禁令就会受到明目张胆的挑战。关键还在于没人管。列车员对这两个壮汉说,"碰上别人早让你们罚款了。"便已经算作了警告。列车员在作了这样的"警告"后递上了一本"意见簿",说是让他俩提意见,其实谁都明白那是让这两个壮汉写表扬。列车员亮了亮胸前的牌子说,我是30号。列车员要这两个壮汉每人写一张,要是两张表扬全由一个人写也没关系,只要不少于两张。这类表扬越多,列车员的奖金也就越高。两个壮汉的戴金戒指的手在表扬信上龙飞风舞时,就像在开支票。列车员还担心这两个粗人会写错,将30号写成了别的什么号,认真地将"表扬信"看了一遍才放心。两个壮汉写完表扬就堂而皇之地将"万宝路"放在台子上,他们还扔给列车员一枝,让列车员到自己的乘务室去抽。

  这一连串的举动让他又一次开了眼界,他周围的几个人也都互相使了个眼色,都有些吃慷和不满。从他们的眼色,他就可以断定他们是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都有些少见多怪。记得上回坐火车来北京,途经济南车站时,乘警来车厢,一脸严肃地大声关照,车到济南停靠加水时,务必要注意将车窗关严,因为这一段时间这儿不太平,常有歹徒上车,明抢暗偷。乘警的话说得一车厢的人顿时紧张起来,但没人说什么,好像都很见世面。唯有一个老头突然激动地吼叫起来"解放军呢?我们的解放军呢?"

  这一叫一车厢人都忍不住笑出声来,老头儿更气愤了,说:"还笑!居然还笑!"

  大家又一阵轰笑。有人说,这老头儿像个书呆子。一打听,果然是个教授。

  坐他身旁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矮矮瘦瘦的男人,说老不老,说年轻也不算年轻了,大概可以算个半老头。坐在他和半老头对面的是三个女士,其中一胖一瘦两个女士年纪大一点,大约都有五十岁光景,另一个年纪轻,大概还不到三十。她们和半老头是一起的,和坐壮汉对面的两个女士也是一起的。

  五个女士,一个半老头,一共六个人,有说有笑,还不时贡献着各自的好吃的东西。他们有几个人的搪瓷杯上都印有"航天部"几个字。他们谈吐不俗,举止文雅,彬彬有礼。胖女士在把一条腿搁到另一条腿上时,不小心碰到了他,便连连打招呼,显得很有素养。

  从他们的举止谈吐,他更断定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除了这两个戴金戒指的壮汉,这儿可说是个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看看别的一些位子,牡汉式的人物不少,有的样子比壮汉还粗俗可怕。他不由暗暗为自己的这趟旅程感到庆幸。

  他已经好几年没坐硬座了,平时见了硬座车厢都害怕,感觉中是个难民营。上回来北京是借了出差的名义,自然来回都是坐的卧铺。这回得自费,他订硬座票,买到的却是卧铺,负责订票的人说,还是卧铺容易买,他有点不相信。不过既然已经买好了卧铺,他也就心安理得,他怕乘硬座,他甚至希望返程票也只有卧铺,但是在北京的一位亲戚却替他订到了硬座。

  他从邻座这些人的言谈间听出他们都去上海出差,说到了上海先找什么厂的招待所安顿下来,然后找什么公司的某某人,再找什么单位的某某人,全是办公事的口吻。既然是出差,怎么都乘硬座,难道买不到卧铺?他觉得有些奇怪,至少几位年纪大一点的可乘卧铺。至于那两个戴金戒指的壮汉,不像是有单位可以报销路费的人,似乎本来就该乘硬座。

  传来了卖盒饭的吆喝声,三元钱一盒。列车开始供应晚餐,广播说吃炒菜的一会儿可以到餐车去吃。他掏钱买了盒饭。炒菜的价格太贵,他从不敢问津。当然,要是这回小白脸对他说 O K,他无论如何要去闯一闯餐车了,那到底是一种享受。

  在他买盒饭的时候,半老头和他的五个女同事都不动声色,没一个说买;那两个壮汉也都视而不见,一声不吭。这八个人一会儿都像要去餐车吃炒菜的,他顿时觉得自己有点寒酸。

  就在他端了饭盒扒了没几口,半老头和他的五个女同事纷纷变戏法似的从各自的旅行包里掏出盛着冷饭、冷莱或是面包、糕点的饭盒、茶缸或是食品袋,也开始了晚餐。半老头将一袋方便面倒入搪瓷杯,然后起身到车厢外的保暖桶处装开水。不料开水已告罄尽,半老头犹豫了一阵,惴惴地敲响了乘务室的门。30号列车员开门打量了半老头一下,转身从里面拿出一只暖瓶,给半老头倒了一杯。半老头一脸感激,小心翼翼地捧着搪瓷杯回到座位上,然后对几个女同事连连说:"这水烫,这水烫。

  胖女士正大口地嚼着自己家里做的带葱油味的面饼,说:"这方便面我都吃腻了,你怎么就吃不怕的?喏,要不要吃点我的面饼,加鸡蛋的,很香。"说着要动手掰一块完整的给半老头。半老头连连摆手,说;"我就喜欢吃方便面,习惯了。关键是冲下去的开水要烫,就像现在这样。"半老头还说有一回出差去深圳连着半个月顿顿吃方便面也没觉得反胃。

  胖女士说,"也得讲点营养啊。快奔六十的人了,干吗那么节约,钱存着有什么用?"

  半老头说:"我存什么钱了!去年搬了一次家,以前所有的积蓄不是全花光了?"

  瘦女士说,"为房子花钱倾家荡产也高兴,我还轮不上花钱哩。不过明年总该轮到我了,否则我就不办退休手续。"

  瘦女士吃的是汉堡包,不过不是店里买的那种,而是自己买了方腿、面包土制的,当然也夹了腌黄瓜和西红柿。她翘着几个手指,兰花着,吃起来一小口一口的很细气,她很快就有点干渴难咽的感觉。她端起茶杯摇了摇,发现里面已经没水了。半老头让她去问列车员要一点。她捏着兰花指,将胖女士的空杯子也捎上。30号列车员开门探出头,问明瘦女士的座位,然后往瘦女士的两个茶杯里各例了半杯。瘦女士回来说,"我看乘务室里好几只暖水瓶,怎么才肯倒这么半杯。"

  胖女士说:"吃了再去倒。"

  瘦女士刚坐定,30号列车员后脚就跟来了,手里拿着"意见簿",笑眯眯地对半老头和一胖一瘦两个女士说:"劳驾几位大手笔提点意见,尤其是对我的服务态度的好坏写几句,拜托了,拜托了。"

  半老头已经揭了搪瓷杯盖子,正用筷夹起曲曲卷卷的方便面上下抖动,同时嘟起嘴巴轻轻吹着扑鼻而来的热气,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便不得不将面重新放回杯里,义不容辞地接过列车员递来的意见簿和圆珠笔。

  "我是30号。"列车员提醒正在寻章摘句的半老头。

  半老头唯恐有误似的凑近列车员胸前的那块牌牌,认认真真地看了一下,这才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写起来,写一句还想一想。

  30号说,"随便写两句,随便写两句,"像是有点不耐烦。

  半老头不肯马虎,字斟句酌地写完,复看了一遍,才郑重其事地签上自己的大名。半老头重新捧起搪瓷杯时,里面的热气已跑得差不多了。

  30号拿过意见簿,看也不看,随手翻了过去,又不失时机地递给两个正在以茶代汤的女士。她俩互相推诿了一阵,最后还是胖女士无可奈何地刷刷涂了几笔,往30号手里-塞,算是交了差。30号却不肯接,一定要瘦女士再写一张,说:"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写几句对你们来说不费吹灰之力。

  瘦女士面有愠色地说:"我们不是写了两张了吗?都代表我了."

  胖女士也讥讽说:"是啊,干吗要那么多呢?你大概是要评先进吧?"

  "先进?"30号直起了嗓子说,"我没资格,也不稀罕。我们讲实惠,领导也讲实惠,每出一趟车帮我们结算一次,数表扬信有多少,表扬信多,奖金也就拿得多。你们看我有点死乞白赖,厚脸皮是不是?我天生就这么贱?我也是逼出来的。我不这么于,人家可都这么干,我不就吃亏了吗?我没办法挣大钱,可我得挣点小钱,应付物价上涨的速度,否则这日子怎么过?"

  一番话说得半老头和几个女士连点头,不但瘦女士拿过笔写了表扬信,就连没去要开水的年轻女士也主动写了一张。

  30号很高兴,说:"一会儿要开水,尽管找我。"

  30号将目光落到了他身上。他已经吃完饭,放下了饭盒;他想喝茶,但茶杯是空的。当他和30号的目光相遇时,30号却知趣地走了。

  他知道一定是自己的样子很可怕,没好脸色。他上车后还没跟任何人讲过一句话,他的闷闷不乐的神情让人望面生畏。曾有两次半老头试图跟他搭讪,但是话到嘴边又都缩了回去。

  他说不清还在怄谁的气,他只是不想说话。一切都让他觉得委琐、俗气、可怜巴巴。他看不起他们,他不屑于跟这一车的人打任何交道,说任何话。他用鄙夷的目光看着他们的时候,多少有一点解恨。

  列车广播说,餐车开始供应晚餐,让吃炒菜的人去用餐。播音员报了两遍炒菜的价目,都贵得让人难以接受,最便宜的大概也是他一天工资的两三倍。但仍有人闻声而起,其中包括那两个戴金戒指的壮汉。当他俩提了瓶二锅头,从容朝餐车走去时,几位啃面包、咽冷饭的女士都忍不住抬起了头。他觉得她们的目光中多少有点羡慕的成分。

  壮汉走后不久,坐在他们对面的一个女士便不失时机地伸直了腿,搁到了壮汉的座位上;另一个则索性走到对面一屁股坐到了壮汉的位置上。她们一人占了两只座位很快便觉得过于舒服了,招呼年轻女士过去。等年轻女士一走,胖女士和瘦女士顿时宽松了许多。她们狠狠地伸了个懒腰,然后邀半老头伸过腿去。半老头推辞了一番,还是脱了鞋伸了过去。半老头在伸腿的时候侧脸看了看他,'并且将身子朝边上使劲挪了挪,意在让他也可以坐得宽敞一些。

  他没动,脸上毫无表情,似乎不屑于接受这样的施舍。

  这时列车又广播说,尚有卧铺余票,让需要的人去9号车厢办理。他这才意识到夜的迫近,他将面临一个漫长而难煞的夜晚。该如何打发这一整夜的时间呢?他不由得有点心烦。

  不知过了多久,两个戴金戒指的壮汉一摇一晃地回来了。一瓶二锅头烧得他俩脸红脖子赤,好像刚跟人干过架。

  占了他俩座位的女士赶紧趿拉着鞋让座。

 "坐吧,坐吧。"壮汉们打着酒嗝,摆摆手,"我们去睡卧铺了。"

 "补上卧铺票了?!"几个女士又惊又喜。这消息不但意味着她们将兔遭烟雾的侵扰,更意味着她们将拥有一个舒适的夜晚。她们可以毫无顾虑地将腿伸到对方的座位上,可以伏着上半个身子占据整张桌子,其中的一个还可以躺倒了睡觉。

  那位趿了鞋的女士殷勤地伸出手帮壮汉递行李架上的东西,壮汉挥挥手大度地示意"不必了"。

  壮汉提着行李在女士们的道别声中睡卧铺去了。壮汉还没走远,女士们就已经雀跃而起,张罗着怎么安排更舒服一些。年轻女士对胖女士和瘦女士说:"这下你们也舒服了。"

  胖女士笑笑,并不很领情。她朝边上的瘦女士努努嘴,说:"舒服的是她。"

  瘦女士抿嘴笑得很高兴,说:"否则谁愿挑你边上的位置,这么胖。"

  胖女士说:"怪不得,你一个劲打拿挨我边上的位置。"

  那边的几个女士大惊小怪地问胖女士:"你又要摆地摊了?"

  胖女士说:"我习惯了。"

  胖女士说着拿出了一件长长的蓝布大褂,顿时引发了女士们的一阵哄笑。

  他不愿意多看那些女士的兴奋的样子。不就是屁股底下多占一点地方吗?值得这么激动?他赌气似的合上了眼睛。

  他睁开眼睛时,列车已进入夜间运行。刚才他迷迷糊糊地打了个盹儿,还做了个梦,梦见自已睡在家里的屋顶上,腰间扎着绳索,绳的一头系在老虎窗上端的栅栏上。突然绳索崩断了,他沿着屋脊的斜坡翻滚下去,眼看着要摔到三层以下的天井里了,他一惊,醒了。他发现是自己在晃动中撞到了半老头身上。这时他觉得有点腰酸背疼,那是坐一种姿势太久太累的缘故。

  硬座车厢的夜间运行比不得卧铺车厢,照样热闹嘈杂。车厢的那一头,几条汉子在打牌,吼声阵阵,一些人在不知疲倦地阑聊,声音断断续续,时高时低。

  这情景让他想起盛夏之夜那些无法在蜗居入睡而被迫走到大街小巷"乘风凉"的男男女女,非得暑气消退,精力耗尽才想到该找个地方睡上一会儿。

  他就是这么过来的。从小时候起,几乎每一个炎热的夜晚都泡在弄堂里了。在弄堂里听鬼故事,在弄堂里凑着人家窗户里透出的灯光下象棋,在弄堂里看夫妻吵架、瞎子算命,在弄堂里听人谈古道今,讲无数男女间的事。他是受着"弄堂文化"的熏陶长大的,直至他成了"70号女婿"才中断泡弄堂的历史,他怕人家在背后指指戳戳,说"这就是70号女婿"。他怕听到这样的称谓。他只能躲着人家。在那些闷热的夜晚,当人们搬着凳子、躺椅聚集一起,享受着"弄堂文化"的乐趣的的候,他硬是将自己囚禁在蒸笼似的三层阁里,苦苦等候从老虎窗外吹来的带着瓦片味几的风。有几个夜晚,他实在熬不住了,爬出老虎窗,腰间扎一根绳子,绳的一头拴住老虎窗上端的一根栅栏,身体贴着瓦片,仰天而躺。等清晨一觉醒来,他看见了对面人家的窗后面的惊愕的眼睛。人们会怎么谈论"70号女婿"的这一"壮举"呢?人们会相信这个只穿着一条裤衩的睡屋顶的"70号女婿"有两篇论文正是在这种境况中才得以安定情绪、酝酿成功的吗?他戏称这是做"屋顶学问"。他刚才就是在打盹时又梦见自已在做"屋顶学问",身体贴紧暑气尚未散尽的瓦片,脸朝天,眼睛数着星星。

  这似乎是天意,是上帝的安排。既然你说"我的事业在国内",你就应该将"屋顶学问"做下去,直至有一天系腰间的那根绳索突然崩断,你沿着屋脊的斜坡翻滚而下,跌到底下的水门汀上,头破血流或是一命鸣呼,就跟刚才梦里的险情差不多。

  他想舒展一下身子。他先是两臂上举,挺直,嘴里憋足劲长长地"嗯"了一声,接着又准备住劲使到腿上,让两条腿完完全全地伸直一会儿。但是他刚刚开始用劲的时候,脚尖已触到一个软软的东西。一个女人的身体!他赶快收使劲。这时他才完全惊醒,发现地上躺着那个胖女士。

  胖女士钻在座位底下,身下铺着那件蓝布大褂,睡得安逸而又舒坦。要是听得仔细,还可听到她均匀的鼻息。怪不得她的同事说她要"摆地摊",原来就是这么摆的。

  睡胖女士上面的瘦女士,一人占了三人的位置,躺得平平展展,真像是睡了卧铺。那边的三位女士,一位曲腿而躺,两位相依而眠,也都进入了梦乡。要是那两个戴金戒指的壮汉不走,她们会拘谨得多,也艰难得多。今晚对她们来说,可谓福星高照了。

  他从自己的腰酸背疼中,深切地理解了在戴金戒指的壮汉走后的一瞬间,女士们为什么会如此欢欣雀跃。

  半老头睡得很谨慎,尽管半老头的两只脚可以搁到瘦女士的座位上,但半老头却尽可能缩成一团,保持着一种瞌睡姿势。看得出半老头想多腾出一些地方给他。他似乎现在才体会到这种谦让的可贵。但是他也不能将半老头的客气当成了福气,他也小心翼翼,尽量不让自己多占了半老头的地方。

  然而他还是在睡梦中狠狠地撞了半老头一下,把缩成一团的半老头也撞醒了,这使他有了歉意,他对半老头轻轻的说了声:"对不起。"

  这是他上火车后的第一次开口,他一直保持着沉默,并且面带敌意。为此,半老头仿佛有点意外,甚至有点受宠若惊,连连说:"没关系,没关系。"说着又补充一句,"我本来就没睡着"

  话似乎说到这儿就没什么可说了,但半老头却不罢休,问他:"你是上海人吧?"
他点点头。

  半老头又问:"去北京出差?"

  他摇摇头。

  "我们都是去上海出差的。"半老头开始了自我介绍,"在上海办完事,我还要去福建一趟。这一圈跑下来起码半个月。"

  他看着半老头,不知说什么才好。

  半老头似乎决心要寻找到一个可以对话的话题,指了指搪瓷杯上凸印着的字,说:"我们都是航天部的。"

  "造火箭的。"他说,表示已经知道半老头他们是干什么的。

  半老头却误以为他用的是疑问口气,便说:"就是。我1959年大学毕业,一直干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了。"说着,半老头用试探的口气,说,你……?"

  他不想谈自己,于是赶紧打断半老头的话,说:"那您该是高级工程师了吧?"

  "副的"半老头说,"副高级。"

  半老头向他逐一介绍,说瘦女士也是副高级,那位年轻女士是助理工程师,不过按年份算,也马上可以评中级职称了。其余三位女士全是工程师职称。

....他沉默半晌,冷冷地问道:"路上这么辛劳,你们为什么不买卧铺呢?"

  "嘿嘿。"半老头一时有点语塞,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照直说了,"不瞒你说,我们都把到上海出差看成是一次机会,争取到还不容易呢。"

  见他蹬着一双迷惑的眼睛,半老头继续说:"怎么不是一次机会呢?坐一个晚上的火车对我们来说还可以对付吧?这一个晚上我们就可以拿到三十多元的硬座补贴,一来一回不就是六七十元?到了上海,我们按规定可以住十五元一天的旅馆,但我们如果住招待所,每天八九元,不是每天又可以多拿六七元的差额费?要是按出差一星期计算,光这些额外补贴就净得一百多元。你说,谁不想争取?"

  他频额点头。对薪水阶层的人来说,一百多元的确不算个小数目,并且照半老头的说法,似乎只要稍稍咬一咬牙,忍耐一下就可以到手的,何乐而不为呢?然而我行吗?--他问自己。别的不说,光那些小招待所就足以叫他望而怯步了。那种地方他多看几眼都会感到恶心,有痰迹的墙壁,霉臭的被子,嘈杂的住客,粗俗的管理员,一切显得肮脏、杂乱,难道是咬一咬牙,忍耐一下就可以对付过去的?别说得一百多元,哪怕两百多元,他也不会将就着住进去。他无法想象堂堂高级工程师怎么就肯这么屈尊呢?

  他没搭话,既不愿违心附和半老头,又不忍直言以致伤了半老头的自尊心。

  倒是半老头自己叹了口气,轻轻地说:"我们吃惯苦了。"

  他测然伦然,终于不再说什么了。

  他忽然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

  我算个什么呢?贵族?伟人?名流?还是别的什么高人一等的人?其实,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

  他为自己的自以为是感到浅薄,感到羞傀。

  他一下子变得心境宁和,踏实了许多。

  这趟南下列车的硬座车厢内,仿佛也开始变得安静了,高谈阔论的人越来越少,倒是鼾声在这里那里的多了起来。

  那位趴在她同事肩头熟睡的年轻的女助理工程师,在火车的一次晃动中滑跌下来,引起了她们间一阵小小的骚动,但她们很快重新调正好姿势,又睡安稳了。

  那位钻座位底下"摆地摊"的女火箭工程师,正在发出稚童般的喃喃梦呓。她的鼻尖离座底很近,几乎可以像吸坐器那样将座底的积尘全部吸进肺里去了。

  半老头夹紧两腿,往边上挪了挪,将自己又努力收缩了一点。他决心让半老头睡个好觉,至少不能让半老头为了他折磨自己。

  他拿起两张报纸往地上一摊,一头塞在座位底下,一头则挨近胖女士。不这样斜着躺,头会延伸到门坎边,难免会被上厕所的人踩着。

  这样半老头就可以躺在座位上睡觉,用不着老是夹屁股夹腿的腾地方。尽管这儿仅是双入座位,长度不够,好在半老头个子矮,再弯腰曲腿两头收紧一点,大概也可以将就了。

  他还是出娘胎头一回这么"摆地摊",但他有把握睡好这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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