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current years, especially during the period of financial crisis, conducting mergers in overseas are getting popular among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However, the recent consulting report states the cautious attitude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when conducting overseas mergers. The reporter from Press TV had interview with Chambers Yang, Attorney at Law from Haworth & Lexon in regard to the following topics: the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which associate with overseas mergers; the reasons why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take cautious attitudes toward overseas merger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changing attitudes.
杨春宝一级律师简介
杨春宝一级律师，大成上海高级合伙人、资本市场部主任、国资基金研究中心主任，大成中国区私募基金专业带头人、科技与文化法律研究中心联合牵头人。执业30余年，长期从事私募基金、投融资、并购重组法律服务，尤其对对赌研究颇深且具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并专注于金融机构股权投资业务。2004年起多次入选The Legal 500"私募基金"和"公司与商业"等境内外各类律师榜单，代理的中国法院首例适用外国法律审理外国公司的董事损害小股东权益纠纷案入选上海高院发布的《上海法院域外法查明典型案例》和威科先行"要案头条"。入选上海涉外法律人才库、上海市司法局鼎新法治人才库、上海国有企业改制法律顾问团，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系多家知名高校的兼职教授或兼职研究生导师及上海市商务委跨国经营人才培训班讲师。出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防控操作实务》等16本投融资法律专著。了解更多常见法律问题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面临哪些主要法律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面临的首要法律风险是目标国审查风险，包括反垄断审查、国家安全审查及行业准入限制。不同国家对外资并购的监管框架差异较大，例如敏感行业可能触发严格的政治审查，导致交易被否决或附加苛刻条件。其次是交易文件与尽职调查风险，若未充分核实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负债、知识产权权属及诉讼情况，可能继承隐性债务或法律纠纷。第三是劳动法合规风险，并购后员工安置、工会谈判及解雇补偿等需符合当地法律，否则易引发罢工或集体诉讼。第四是税务与外汇管制风险，包括跨境支付预提税、转让定价调整及利润汇出限制。此外，反腐败与数据合规也是近年热点，尤其是在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或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适用场景下。为控制上述风险，企业应聘请当地专业律师进行法律环境评估，设计风险分担条款，如陈述保证、赔偿条款及分手费安排，并提前与监管机构进行非正式沟通。实务中常见争议焦点在于信息披露不实与价格调整机制，因此需在并购协议中明确交割条件及违约救济路径。
为什么中国企业对海外并购持谨慎态度？
中国企业近期对海外并购持谨慎态度，主要源于多重因素叠加。从外部环境看，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加剧，部分国家对外资安全审查趋严，例如欧美对特定技术、基础设施及数据类交易实行更严苛的审批，交易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同时，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目标企业估值波动剧烈，汇率风险与债务成本攀升，使得投资回报预期难以精准测算。从内部因素看，过去一批激进并购案例因前期尽调不足、文化整合失败或劳资冲突导致巨额亏损，使企业意识到海外并购并非简单的资本操作，而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此外，国内监管对境外投资实行分类指导与备案要求，引导企业聚焦主业与合规经营，也降低了非理性投资冲动。法律层面，企业更加重视交易后的法律整合成本，包括当地合同履约、环保责任、数据本地化等合规义务。实务中，企业还需面对目标国工会力量与社区关系等非法律障碍。这些因素综合导致中国企业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注重质量与风险可控，倾向于采取小比例参股、分步收购或联合投资等灵活方式。谨慎态度本质上是风险管理意识的提升，有助于减少盲目并购带来的价值毁损。
中国企业改变海外并购态度有何战略意义？
中国企业从激进扩张转向谨慎理性的海外并购态度，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第一，这有助于提升跨境资源配置效率。过去部分企业盲目追求资产规模，忽视协同效应与法律风险，导致并购后整合失败。谨慎态度促使企业更深入地评估目标公司与自身产业链的互补性，从而筛选出真正能创造价值的交易。第二，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投资者的信任。通过严格合规、尊重当地法律与商业惯例，企业能够减少因监管冲突或文化摩擦带来的声誉折损，进而改善中国资本在海外的整体形象。第三，推动企业建立专业化的海外投资管理体系。谨慎态度倒逼企业完善内部决策流程，引入法律、财务、税务及行业专家，形成覆盖投前尽调、投中谈判、投后整合的全链条风控能力。第四，从国家战略层面看，理性且合规的海外并购有助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与产业升级，避免敏感技术流失或恶意收购引发的政治反弹。实务中，态度转变还体现在企业更重视长期价值而非短期套利，例如采用绿地投资代替并购、设立合资企业或参与当地基金等。律师建议，中国企业应建立动态合规监测机制，及时回应目标国法律变化，并利用国际仲裁等争议解决机制保护自身权益。综上，这种转变标志着中国跨国经营进入成熟阶段，对促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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