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2006年7月10日至2006年7月15日笔者出于个人目的，并以个人的名义对上海的律师业进行了考察，并及时把见风闻与感受记录了下来，此报告曾在《上海律师》杂志上发表，以此一并收入本书，与律师同行分享。
一、上海——梦开始的地方
现在（2006年7月10日22时）我正坐在从深圳飞往上海的飞机上。去上海考察，是我上月底在北京与北京的律师交流后所做的决定，在北京我感觉自己对中国律师业的了解太浮浅了，所以回深圳后，忙完手头上的事就立即订好了去上海的机票。
确定好时间后我及时通知了上海的律师同行，沈律师、王律师、丁律师等，他们三个都在今年开始创立属于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他们一直与我保持联系，我也一直在关注他们的发展，这次正好能亲临他们的所里感受一下新所的氛围，为此他们也做好了接应准备。素未谋面的深圳唐律师，从我的文章中得知我要去上海，热情地给我发来邮件，并介绍他在上海的律师兄长给我认识，以帮助我与上海的律师进行更多的接触与交流。
在参加完第五届律师代表大会后，我一直想拜访深圳市律师协会李淳会长，把我的想法和建议告诉他，并希望能得到深圳律师协会的支持，恰巧今天下午李淳会长给我打来了电话给予问候和关心，这让我很兴奋，我简要告诉他要去上海考察的事，从上海回来后立即就去找他。
来深圳市律师协会的陈漪大姐一直很关心我的发展，只是因为我自己在深圳的去留上问题上一直举棋不定，所以除了在律师协会的网站上发一些文章，一直没有主动与他联系和沟通。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一直在深圳与上海间权衡，到底是留在继续深圳发展，还是去上海发展。相对来说，我在上海的优势会强些，一是上海整体上的发展，二是因为上海紧邻江苏，江苏人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地域上优势上看在上海我会对我个人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帮助，我既能在上海取得发展，同时也不甘落后丢失在江苏十几年积累起来的资源。
而从专业方向来看，比较愿意留在深圳，因为深圳在接受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与新的理念上没有任何障碍，在内地由于地域文化的限制及传统观念约束，新的服务与模式推广的难度将比深圳要大，更重要的是，在深圳有庞大的企业群，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于与深圳的企业界的朋友在一起交流、学习，在深圳我随时都能找到学习型的组织和团队，这对我的事业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资源。深圳至今仍然是全国最有创造力的城市，任何的创意都可能在此进行大胆的试验和实践，这也就是我留恋深圳的原因。
这次在北京的体会告诉我，只有深入到当地，站在现实的土地上才能对某一地的律师及律师事务所发展的状况有真切的了解和体验，听别人说的总会习性地与深圳的地域背景联系在一起,没有切身的感受与体验，所以只有亲临现场才会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一句话:纸上得来总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由于出生在江南，姑姑、舅舅都在上海，从小就有在上海生活的经历，所以对上海一直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从小一个乡下孩子对上海大都市的向往和渴望，构成我的童年的梦想，上海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此行上海，但愿能给我带来新的梦想和创意。
二、上海：遍地都是北方的“狼”
一、
下了飞机到了我预定的酒店，已经是凌晨两时。冲完凉又上网浏览了一下，就休息了。
早上八时及时起床，在宾馆用完早餐等候上海中浩律师事务所事务所执行主任沈永锋律师。
九时许沈律师按约到了宾馆大堂。因为杨春宝律师要出差，我们首先去了他所在的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的和华利盛律师事务所。
和华利盛律师事务所创建于2001年4月，合伙人及大部分律师都有海外留学的背景，该所现在二十余名律师，八名合伙人，是一家中等规模的律师事务所。
杨春宝律师，是我们江苏老乡，毕业于复旦大学，后又留学悉尼科技大学获得法学硕士。主要专业领域为公司、证券和外商投资法，我们与杨春宝律师的交往结缘于他开办的法律桥网站，我在其开办的中国律师网络联盟论坛上发表文章并担任版主，但更多的是在网络上交流，真正的见面还是第一次。
既是老乡又是校友还是盟友，说起来当然就很亲切了。杨律师热情接待了我们，介绍了他们所的发展概况与他本人的执业经历。
和华利盛律师事务所主要的特点有：
1、业务的国际化，由于创始合伙人的留学背景，业务国际化是他们所的首要特点。
2、高效的团队协作，该所在业务拓展上基本沿用了习惯的做法，由合伙人与律师自行拓展为主，团队运作是以律师个人合作为基础的。
3、在利益分配机制上合伙人利益的两次分配是他们主要的特色也是成功的经验，合伙的案件收费后，进行第一次比较低的提成，然后年终决算时根据收益进行第二次分配。这也是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比较成功的管理经验。
4、把竞争引入律师助理的管理中，律师助理是和华利盛律师事务所的公共资源，事务所根据律师助理的基本情况确定底薪以及每个助理每小时的工作报酬，其中有相当大的差距。合伙人及律师根据业务需要、工作量、个人偏好等自由选择律师助理配合其完成相应工作，并由律师按小时工资制计发工资。这也是一种创新，管理上的创新。
显然多年来该所的合伙人之间关系比较融洽与默契，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内部资源共享机制，这在中国律师业界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交流是不知不觉已经二十时多，就转移至饭店边吃边聊，我把深圳律师事务所的特点与我在北京考察与交流的情况与杨律师沈律师介绍了，沈律师也介绍了他自己的律师事务所的情况。
二、
下午两时钟我们到了北京信利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由于去年在深圳与该所的邹义律师、安涛律师、何志刚律师有过交流，这次在上海是第二次谋面。在参观了律师事务所后，我们在其律师事务所成的华夏银行大楼的咖啡店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交流。
信利律师事务所，前身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下属中国法律事务中心。1995年6月18日司法部批准中国法律事务中心转制为合伙制，信利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于1999年5月创建，上海分所主要业务为：银行金融业务、公司上市与证劵业务、公司与企业法律事务、不动产投资与房地产业务、知识产权业务等，而银行金融业务是该的核心业务。
信利上海分所从成立至今经历人事几多变迁，经历一次次大浪滔沙后才有今天较为稳定的团队，现有三名合伙人、十余名律师。
信利上海分所的主要特点如下：
1、这是一支由崇尚文化的团队的律师队伍，团队与文化是该所的核心所在，合伙人在利益之上的文化认同是其首要的特点。
2、业务的专业化，银行金融业务是该的核心业务。
3、利益机制采用提成制，但是合伙人保证参与办案的年轻律师的提成不低于30%是其律所团队文化的体现。律师事务所日常办公成本和运营成本，尤其是市场开拓成本由律所承担，并最终分解到三名合伙人，由合伙人共同承担。
4、利用“喝茶外交”拓展市场和业务，由于业务的专业化，律师事务所目标客户比较明确，就是在银行金融界。因而信利上海分所充分借鉴了北京的“圈文化”的魅力，利用喝茶、喝咖啡的机会，不断向客户展现信利所的品牌与个人魅力，先交朋友再谈业务，火候不到，坚决不谈业务。
5、服务第一，质量为本。无论业务收费多少，一旦接受服务，服务的品质与收费多少无关，只要接受了委托，就为客户无差别地提供一流的服务。
6、信奉律师的品位决定业务的品质，境界成就事业，合伙人的胸怀决定团队的品质。直白地说就是：什么样的律师接什么样的业务，什么样的合伙人造就什么样的团队。所以做律师首先要选择与决定自己将要成为怎么样的律师，并为之付出代价。
这是信利上海分所的经验，也是律师的执业之道，也是普通人为人处世的立人之本。
信利上海分所，曾经有六个上海本地律师，但现在只有两名，在谈到与本地律师的融合上，信利所也是深有感触。
1、与上海本地律师在文化下理念上很难兼容。
2、上海本地律师在品牌营销缺乏远见，不舍得投入成本。
3、上海本地律师在细节上过于计较，缺乏合作精神，无法形成团队合力。
4、小富即安，缺乏创新与风险意识，缺乏投资意识和开拓精神，在成本上分毫必争，是上海本地律师的一大特点。
上海本地律师总体上是只关心碗里，不关心锅里的；在业务拓展上过于功利，强调结果而舍不得对过程的投入。而信利上海分所反其道而行之，注重过程，舍得投入，向过程要结果。
当然这需要合伙人之间的高度认同为基础，所以团队精神显得尤为重要。
三、
五点钟左右我们结束了与信利上海所的交流，直接去沈律师所在的上海中浩律师事务所参观，并通知上海达隆律师事务所王律师、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毛律师等，一并来中浩律师事务所集中，利用晚上的时间见面交流。
在中浩律师事务所大家见面认识相互交流后，晚上由沈律师作东，由上海达隆律师事务所王律师、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毛律师、罗律师一起共进晚餐。
中浩律师事务所自成立已经有八年的历史，由于合伙人变化沈律师有机会加盟，现在律师事务所所有成本均由沈律师一个人承担，由于是今年刚刚接手，一切都处于新的调整和发展之中。
上海达隆律师事务所是六月份刚刚批准设立的新所，只有三名合伙律师，现处于全新的发展阶段。
中银律师事务所成立于1993年1月，是司法部首批批准建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建所十几年来，在证券、金融、并购、外商投资、房地产、知识产权和国际仲裁和诉讼等法律服务领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中银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于2005年10月设立，进驻上海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打开了长三角地区的证券与上市业务的局面。
并确定第二天的行程，去拜访上海达隆律师事务所参观以及丁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在13日或14日次去浦东时，再去中银律师事务所拜访。
今天一天，没有见到一个真正的上海本地成长起来的律师，看到的都是一群来自北方的“狼”。
三、上海律师非象即羊
由于王爱民律师上午要出庭，我和沈律师于7月12日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到达位于徐汇区的上海达隆律师事务所，这是新成立的一家小所，目前只有合伙人三名，马高楼律师、王爱民律师、张洪喜律师，办公面积一百平方米不到，但是布局显得比较精致。我本以为张律师是上海人，结果一对暗号，发原来是东北人，加上王律师来自甘肃、马律师来自西安，这又是一个十足的“狼”窝。
由于都处于全新的发展阶段，沈律师就自己的律师事务所的发展与王律师进行了交流，我也介绍了我在深圳的发展历程经验和教训，同时在业务定位和拓展模式上给以建议。
由于对上海的律师业务拓展模式缺乏切身的感受与体验，希望能与他们保持经常的联系和交流。
下午三点多钟，我们去了位于静安区的上海居易律师事务所。该所主任丁浩洪律师从浙江来，算是半个上海人。他是第一个对我的《律师事务所的上市之路》作出反应的，所以此次上海一定是要拜访丁律师。
上海居易律师事务所位于静安区的一个商住楼上，丁律师刚刚接手这家律师事务所，顶替以前的合伙人，担任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所以律师事务所整体看没有太在的特色。
只是丁律师的个人业务确实独具一格，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市政等基础建设项目上，这是非常有发展前景的，这个领域确实需要有强大的资源背景，也完全可以律师事务所的管理模式上与营运模式上有所创新。
在进行交流后，五点钟左右结束交流，沈律师要回律师事务所处理事务，我就回宾馆休息。晚上我和从镇江赶来的妻子、儿子一起去畅游了外滩，并乘游船夜游了浦江风情，再一次地感受夜上海的繁华与美景。
回想这两天拜访都是北京的分所和中小规模的所，而且大部分律师都是北方来的，几乎没有遇到一个讲上海本土成长起来的律师。所以决定顺着史建三、朱国华合著的《上海律师事务所管理模式研究》去拜访上海本地成长起来的大象级的规模所。
7月13日一早，我选择一天要拜访的律师事务所，并互联网把地址和路线都安排好，上午首先去了上海本地规模律师事务所三架马车之一上海中信正义律师事务所，从人数上讲该所仅次于上海最在的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位居第二。因为我事先没有约访，但该所林东品律师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介绍了该所的基本情况。
这是一家典型的传统型的综合律师事务所，成立于一九八四年十月，由原来国资所上海第四律师事务所改制而来，本所现有执业律师大部分是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系、经济法系、刑事司法系等部门的法学专家、教授、研究人员和教师，该所到目前为止采用的还是合作制而非合伙制，以诉讼业务为主，业务大都来自于律师个人的资源积累，利益分配模式采用提成制。据林律师介绍上海现在还有三分之一的合作所。
林律师本是华东正法学院副教授，由兼职律师转为专职律师。作为专家型的律师，林律师除了注重个人律师业务发展外，同时关注时事，经常在国内各种媒体上发表有相当高度与深度的文章。为了便于学习我向林律师讨要了他近期发表的一些文章，看了他的文章我深感律师要在各种主流媒体或重大社会事件中，展露自己的声音，这也正是我需要学习的。
离开中信正义律师事务所后，我又去了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以及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
金茂律师事务所创立于1988年，是一家从事专业法律服务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是中国最早被批准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在公司上市、项目融资、基础设施、国有产权界定、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招投标、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和信息技术等领域富有经验。自创立至今，金茂所一直秉承"以人为本、合则有道"的企业精神，致力于为海内外客户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法律服务。
金茂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愚园路168号环球世界大厦21层，从办公地点和设置来看，用上海话讲，这是一家非常有“派头”的律师事务所，而且完全是上海本地成长起来的国际化的律师事务所，无论规模与收费都名列在上海律师事务所中都前名列前茅，也是在国际国内有较强竞争力的律师事务所。
该所也是依托华东政法学院成长发展起来的，高级合伙人及合伙人大都来自于华东政法学院。该所是以品牌建设与内部管理著称，但由于事先没有约访，没有能进行深入的交流。了解仅仅停留在史建三、朱国华合著的《上海律师事务所管理模式研究》以及金茂律师事务所《金茂十五年》的宣传册的字面意义上，感觉包装的成份比较多，缺乏真实感。
随后我又去了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建纬所的办公室主任接待了我。该所成立于1992年，是中国大陆首家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筑工程和房地产法律服务为主的专业律师事务所。目前在北京、深圳、苏州、昆明各设有一家分所。
该所以专业著称，是上海本土成长起来的专业律师事务所，也是国内知名律师事务所，但在律师事务所的管理模式与运营机制上比较传统，以提成制为基础，个人业务与团队合作相结合。
该所创始人及主要负责人都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
本来还计划去国洁律师事务所，因为时间关系以及从上海回来后就要拜见国浩（深圳）律师事务所主任、深圳市律师协会李淳会长，就没有专门拜访。
下午又去了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这也是《上海律师事务所管理模式研究》中专门介绍的上海一家较大型律师事务所。
这也是一家综合律师事务所，体制上依然是合作制，以提成制为基本分配模式，业务拓展则以律师个人为单位，团队运作功能不明显，模式与机制上比较传统。
因为由沈永丰律师的引荐，该所的肖光明律师、何立忠律师热情接待了我，并有机会进行长时间的交流，并对整个上海律师业的发展现状作了更全面的了解。
经过三天的走访，对上海的律师业的现状与发展有了体验性的了解和感受，加上最新的上海第七届律师代表大会的资料，明显感觉到上海本土律师正的遭遇外来律师事务所及律师的挑战，尤其是北方律师军团的挑战，而上海本地的律师在这场遭遇战中，明显地处于保守与劣势地位，除了少数几家规模所与专业所外，大部分律师事务所都退居弄堂，成为了“弄堂律师事务所”或“弄堂律师”。
据最新统计，上海目前有700多家的律师事务所，律师近7200名，3-9人的律师事务所有432家，占律师事务所总数的63．34%，其中3人所最多有77家；10-19人的律师事务所有176家，占总数的25．81%；拥有超过30名律师的律师事务所有32家，占总数的4．69%。
其中前三甲为：锦天城（146名）、中信正义（83名）、国浩（75名），被称为是上海律师事务所的三驾马车。
结合资料我的疑问又来了，上海到底怎么了，本地的律师非象即羊。
上海是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中心，改革开放以来，律师业的发展明显低于北京，也低于广东，现在上海在向国际化进军的过程中，依然是底气不足，尤其是在金融、证券、上市、兼并业务中，与北京的律师竞争中始终处于下处的位置，而且传统的业务也正面临着北方律师军团无孔不入的挑战，而且无论是在律师事务所的模式与体制上，始终走在北京与广东的后面。
作为一个与上海有特殊渊源关系的人，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为了对上海作进一步的了解，决定第二天去浦东的上海历史陈列馆作更深入的探究，从上海历史和文化有层面来对上海进行深入的了解。
对上海律师业体验性考察报告（四）
——历史中的上海、文化中的上海
自从去年12月4日，沈律师去深圳参加西北政法学院的校友会，并有幸结识了信利律师事务所的邹义律师、安涛律师、何志刚律师，并进行了一整天的交流后，我才发现原以为对上海很了解的我，才发现自己其实对上海的一无所知。
在总结他们的成长与发展历程时，让我惊讶的是：他们来上海前，在上海都没有任何关系和资源背景，经过一年左右的摸索，很快就能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业务，并取得了良好的业绩，而且他们都是同属于北方来的“狼”。
笔者根据上海律师协会网站上的资料上进行深入统计，目前上海有外地律师事务所分所86家，律师总人数为：744人，无论是律师事务所数量还是律师人数都占到上海市律师事务所及律师人数10%强，其中北京：40家，律师人数446名；江苏省：11家，律师人数62人；广东省：10家，律师人数：70人；浙江省：5家，48人；福建省：4家，律师人数，18人。无论律师事务所分所数量还是律师人数都占总数的80%以上。其中北京律师事务所分所占分所总量的47%，人数却占分所律师总人数的60%。笔者在上海的几天中接触到律师有：山东、河南、河北、北京、东北、西安、内蒙、新疆等北方地区的律师，另外有大量的北方地区来的律师渗透到上海本地的律师事务所中，人数暂时无法统计。在上海律师以北京的律师事务所及律师为主力，正以强劲的势头横扫上海律师金融、证券、上市、投资、兼并等高端业务领域，在传统的诉讼业务中也打得难解难分，上海本土的律师正北方律师军团的严重挑战。
上海的律师到底怎么了？带着这个问题，我于2006年7月14日上午来到了位于东方明珠塔下的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
历史中的上海
考古的发现表明早在6000年前，上海地区的先民们已在这里劳动、生息。最早的居民主要在岗身以西从事狩猎、渔牧活动，尔后逐渐耕垦务农，形成聚落。此后又随三角洲新涨滩地的拓展向东发展，大都具有海滨渔村的特色。
春秋战国时期，上海地区先是吴越之地，后又属楚，楚考烈王时为春申君黄歇封地。相传黄歇开凿黄浦江，黄浦江因而又名春申江，上海别称“申”由此而来。吴淞江下游两岸居民多以捕鱼为生，渔民创制一种用以捕鱼捉蟹的工具“扈”，后“扈”演变为“沪”；古时又称独流入海的江河为“渎”，故上海被称为“沪渎”，简称“沪”。从汉代起，上海就有铸钱、冶铁、煮盐业。隋唐时期，随着江南经济的不断开发，上海一带的经济也得到较快的发展。唐开元初年，兴修了南起盐官、北至吴淞江的捍海塘。土地也得到开垦，逐步发展成为重要的产粮区。此后，市境人口及县镇渐增，规模日益扩展。
中唐以后，上海与海内外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扩大，唐天宝十年(751年)，从昆山、嘉兴、海盐三县划出地区设立华亭县，华亭县东北境内的华亭海，即现在上海市区的所在地。
随后，由于河道变迁和海岸线向外延伸，距海日远，青龙镇逐渐变为内港，其地位遂为北宋熙宁年间兴起的上海所取代。南宋咸淳三年(1276年)，设上海镇治，属华亭县管辖。当时上海作为新的贸易港口，已是风樯浪舶，商贾糜集之地。
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在上海镇设立市舶司，继而又设都漕运万户府。其时，上海镇已为“华亭东北一巨镇”。至元二十八年，将华亭县东北的五个乡划出，定名上海县。上海建县后，经济得到很大发展。植棉业日趋兴盛，棉纺织业亦渐渐兴起。松江乌泥泾人黄道婆，从海南带回先进的纺织技术，并改革纺织工具，织品量多质优，促进了手工棉纺织业的发展。明代中叶，上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业中心，布匹行销全国，远销海外，有“木棉文绫，衣被天下”之称。上海县经济的另一支柱是航运业。明永乐十年(1412年)，在今川沙高桥镇北临海处构筑土山，设有烽堠，以利船舶进出长江，时称“宝山”。当时上海成为海运贮粮的集散点。沙船是航运中的主要运输工具。
清康熙二十三年(1648年)，开放海禁，次年又设立江海关，由此上海的航运业得到空前发展。上海逐步形成内河航运、长江航运、南北洋航运和国际航运等多条航线，成为棉布进出口量最大的吞吐港，也成为海上贸易的中转站，聚集在上海港的船舶有时多达3000多艘。清乾隆、嘉庆年间，上海逐渐成为全国贸易大港和漕粮运输中心，被称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
这段历史说来话很长，其实走进陈列馆，发现历史原来是那么的简单。陈列馆的一楼是各种各样的车，包括独轮车、黄袍车、三轮车、电车、汽车等，我没有顾得上多看，就直接到了二楼。
上了二楼，直接看到了江南农家的茅屋，以及茅屋中的锅瓢、水缸、坛罐以及门口的草堆、磨豆腐的石磨、纺车、舂米的石臼等等这一切，对一个土生土长的江南人再熟悉不过了，再往前走，看到了坐在独轮车的媳妇、小吃摊，再一看前面复制的几家店铺，铁匠店、卖竹器的、卖渔货的、卖布的、卖酱油的、弹棉花的、药店、老虎灶、茶馆等，除了花圈店、棺材店外，基本都一应俱全了。
看着这些店铺我仿佛回到了童年暑期故乡的小镇，在江南农村，任何一个古镇上，这样店几乎千篇一律地存在着，大同小异，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前。
这就是江南的历史、上海的历史，并由此可以上溯到一千年前，甚至二千年前，由于原始的生产工具没有大的改变（仅耕田的犁一直用了一千多年没有改变），百姓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几乎没有在的改观。历史往往是被穿上了太多的外衣而显得扑朔迷离，让局外人雾里看花，其实历史就是这么简单。
看完这些店铺再沿着江南人特有然后再沿着熟悉的巷道，小桥流水间，从民居瓦房到门上的对联，甚至是角落里的一只米缸，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熟悉，仿佛置身于历史中。由此向前走一直走到了鸦片战争，上海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变化，一切都是南京条约开始，从1843年11月17日开埠后，才使上海成为了十里洋场。
说到鸦片战争，不能不说鸦片战争的原因。顽固的地主经济、坚韧的小农经济、单一的农业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行主要的组成部分，一切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无论是自耕农、佃农、依附农民其生产方式都是一家一户的小生产，由于生产规模小，收入低，小农经济很难进行扩大再生产，对土地进行投资，改善生产条件，为此小农只能把家庭手工业作为争取生存保障的门路，实行“男耕女织”、“以织助耕”，衣食之类的生活必须品尽可能自给。这种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是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重要特征。
农民从事纺织、编织，充分利用一切空隙时间，男女老少一齐承担，夜以继日，直到十九世纪“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生产出来布匹的价格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织机上用手工织成的更便宜”。（《马恩选集》第二卷59页），这就是鸦片战争暴发的真正原因。
当英国人用珍妮发明的纺织机和瓦特发明的蒸汽机生产出来的洋布，进入中国市场后，遭到了小农经济的顽强的抵抗，英国人始终无法打开中国的市场，为此恼羞成怒的英国人终于想到了鸦片，用鸦片贸易一步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终于在1842年8月29日中英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后，“八国联军”名正言顺地占据了上海。
根据条约规定，上海被开放成通商口岸，隧进一步沦为国际殖民地。1845年，英国在上海设立租界。接着，美租界、法租界相继设立。以后英租界和美租界合并，成立公共租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面积达32.82平方公里。租界成为中国土地上的“国中之国”。开埠后的上海，成为外国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倾销商品、搜刮原料的主要口岸。外国资本控制了上海海关的关税行政大权，垄断了绝大部分金融外汇和进出口业务，攫取了中国沿海南北洋和长江航运权。先后在航运、银行、洋行、加工、印刷、制药、建筑、公用事业等领域开办了一批近代企业。一批批外国冒险家先后来到上海，投机买卖，牟取暴利。
同一时期，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政府陆续在上海创办了一批近代企业，如江南制造局、招商局、电报分局、机器织布局等。民族工商业也得到相当发展，其中棉纺织、面粉、缫丝、卷烟等行业发展尤为迅速。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上海近代工业在企业数量、技术装备、工厂管理等方面都在全国确立了优势地位，同时，新的工业门类不断开拓。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重要基地。伴随着经济发展，上海一度成为远东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
对这段历史，我所知道的大都来自教科书，所以显得比较陌生。所谓的陌生是没有切身的体验与感受，今天我是好好地从陈列馆中“十里洋场”过了一下，身临其境地体验上海的近代史，其实我也是在补课。
一路过来，当我经过“霞飞路”（现淮海路），穿过外国人“派克弄”大马路（现南京路），路过“二十世纪的外滩”，途经鸦片馆、按摩房、咖啡馆，看到了哈哈镜和传说中的西洋镜，精致的钟表、汽车、自行车、电车、以及一幢幢让人眼花缭乱的洋房别墅，我终于明白了上海人为什么那么勇敢，居然把敢把上海以外的地方人都称作“乡下人”了。
西方的工业文明带来的一切，让二十世纪的上海人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那些尚没有被工业文明洗礼过的地方当然就都是“乡下”了。
徜徉在繁华的十里洋场，感受着当时外国殖民主义者利用上海向中国倾销商品，大量的物流带来的资金流、人流，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繁华的服务业，运输、金融、保险、娱乐、休闲、餐饮、包括赌博、娼妓等等行业，一时百业兴旺。上海作为远东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地位就是这样被确立起来的。
由此我联想到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帮会组织——青帮，应该是在那个时候进入上海滩的，回家查了一下易照峰编著的《中国黑道帮会》一书，果然是如此。
青帮组织原是清代运输皇粮的漕运水手的一种行会秘密组织，曾为清王室沿运河护粮，被称为“安清”，通常称其为“青帮”。清代江淮各省交纳朝廷的粮食，主要经由运河运往北京，每年有400余万石，船只有42000多艘，水手有二三十万人之多。清王朝为了有效地管理和控制这些船只和水手，设立了一个“漕运总督”，雍正三年，清政府悬榜招贤，加强漕运，当时有江苏常熟的翁岩、江苏武进的钱坚、杭州的潘清三人揭下榜文，承办漕运。因三人都是天地会会员，便联系旧有粮帮组成了“道友会”，青帮便由此产生。
由于上海开埠后，面对巨大的航运市场，青帮自然很容易顺水路入沪，并从水上登陆上岸，并与外国势力、新老军阀相互勾结。而且在租界唯一在游离于政府与租界的力量就是帮会势力，帮会势力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开设赌场、妓院、烟馆、贩卖鸦片、买卖人口、划地为霸、欺压良民等等。在旧上海连拉黄包车的大都是帮会基层骨干成员。于是青帮成为中外势力都离不开的一支力量。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发迹史就可以略窥全貌。
在参观陈列馆的同时我也生一个疑问，就是由于上海松江乌泥泾人黄道婆，从海南带回先进的纺织技术，并改革纺织工具，织品量多质优，促进了手工棉纺织业的发展。明代中叶，上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业中心。
英国则借助先进的珍妮纺织机、瓦特发明的蒸汽机成为世界纺织品的中心，最终英帝国主义选择开开埠上海，是否与上海当时的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业中心地位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当时如果选择在任何一个地方开埠，都可能取得这样的结果，当时中国沿海港口城市从南到北是那么的多，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在上海。
面对这个疑问我想到了复旦大学的《中国经济立法史》的作者和老师郭建，虽然我的毕业论文他只给了我六十分，但一直很钦佩他的才华，尤其是对中国历史的独到见解。但由于时间关系，加上事先没有准备，故只能留作下次再探访了。
不知不觉沿着陈列馆路径，我走到出口，但是为了更好地重温上海的历史，我又回到起点重新走了一遍。
总之这次参观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收获颇丰，弥补了我对上海历史体验上的缺失，历史上很多看似杂乱无章的事件，往往都是由一根主线串联在一起的，上海近代的一切都是由开埠后强大的物流带来的。
文化中的上海
认识历史是为了更好的面对现实，上海律师业的现状一定是与上海的历史，与上海的文化有关，而且历史总是通过特定的事件沉淀下来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所以上海今天的一切也必然与上海的文化有着某种必然的内在联系。综观上海的历史，用现在流行的语言来表达，今天的上海是江南农村的城镇化、都市化、国际化的结果，上海的一切都离不开生它、养它的江南水土。
上海是一个让世界注目的大都市，也是大多数人向往的城市，谁也不敢否认上海的繁华和它对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的贡献；上海人有很多优点，办事细致、认真，讲信用、守规距、服从秩序，上海的社会秩序和法制环境历来是全国最好的一个地区，很多从外地来的律师感言，在上海做了几年律师，从来就没有请法官吃过饭，送过礼，照样该赢的官司还是赢。但在中国的大地上总显得与其它地方的人格格不入，甚至让外地要很厌恶的习性。自大和良好的优越感，看不起外地人，一直是被外地人所厌恶的；上海人的算计、精明、小器、计较，人与人之间什么都要“拎得清”，“拎不清”在上海方言中，是骂人非常狠毒的一个词，恶毒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十三点”这个“光荣”称号。
正如信义律师事务所同行的感受一样，上海的律师缺乏远见、缺乏投资和风险意识，缺乏开拓精神。上海人只做有面子的、有派头的事，至于要投资、投智，有风险、要吃苦的事上海人是不大愿意干的，简单地说出钱太多的不愿意干、动脑子太多的不愿意干、出力太多的不愿意干、有风险的事不愿意干。
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就必须回到历史中去。
上海是世界的上海、中国的上海，但首先是江南的上海，这纯粹因为地理和地域的关系造成的，在这个城市里的一切最初都来自于江南，来自于江南水乡那点点滴滴。很多外地人对上海人不理解，当然首先是因为不了解，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上海人以及上海人的文化和习俗。大家不妨跟着我去一个地方，去一个江南水乡遍地都能找到场景。就是一亩方塘或一汪水田边，江南人的故事就从这儿开始。
江南这块地方，四季分明、物产丰富、素有鱼米之乡之称，这一切都得益于水，没有水就没有江南人的一切。宋代通儒朱熹先生，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读书有感”的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彩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每次谈到江南的文化，我都要引用这首诗，这既是江南人的赖以生存环境的写照，也是江南人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江南人精神世界最好的描写。
江南的水都是通的，塘与塘之间、田与田间，鳝、蟹、蛇、虫、蚁、蝼随时都可能让农民的辛苦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江南的水再多，真正要用还是用引、灌、车、滔才能注入水田或水塘，所以江南人对水呵护就要从蚁穴蝼巢开始，记得小时候父亲担任生产队的放水员，在稻秧种植季节，哪怕深更半夜都要扛上铁锹巡查一遍，尤其是刚刚下了逐肥料与农药的时候，水是不流走的，既要保证肥水不流外人田，也不能流进大河里。如果水一走一切都带走了，一切都得重新再来一次。如果雨大了，还要出去水塘引水，否则塘里的鱼都会因水而获得自由，跳到大河里去了，到过年餐桌上就无鱼可餐了。
因为水江南人能心不细乎？对江南人这种心细如织的习惯，如果不是在江南生活过，是不会有切身的体验的。
再把历史往前移几十年，想象一个农民面对一亩方塘或一汪水田，能怎么样？一年的期盼皆在水中，守住水就守住了一切。根本不用去冒风险，再作任何的投资，因为水能给他带来一切。如此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生态条件，江南人只要守住江南这一方水土，也就四季衣食无忧，从来就不需要也根本没想过要游走他乡。
再往下看，江南人守着一方水土，其乐融融，每年都能看到大批因淮河、黄河水灾而逃荒到江南的灾民，江南人优越感和自豪顿时油然而生。苏北自古就是水灾的重灾区，也是离江南最近的，江南人看不起苏北人、上海人看不起苏北人，也就由此而来，这种文化是有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江南人从小看不起“江北佬”，一是文化上原因，“江北佬”是江南人骂粗野之人的口头禅，此言与骂“短寿命”、“短命鬼”的恶毒似乎不相上下，因为死鬼还是江南鬼，“江北佬”则连做江南人的资格都没有。当然每年不断涌来的灾民，让江南人的优越感一年更比一年强，我的童年也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也是在远离故乡，因与来不同地域文化的冲突中，在对故土文化深入的反思中才发现了江南文化的优越感与恶毒。
江南人的自大，自古就有，不仅看不起外地，沪宁线上的几大城市的人，一个地方的看不起一个地方的。苏州人骂无锡人是“无锡强盗江阴贼”。我出生在江苏丹阳，东接武进西接丹徒，其实也已经到吴文化的边缘地带，虽然在行政区划上丹阳划归了镇江，但是丹阳人最喜欢往常州跑。我们小时候，如果有人问：某某人去哪里了？回答：某某人去“镇江”了。那大家都明白，某某人现在正在茅房拉屎。这就是丹阳人眼中的镇江，这种优越感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由此看来，在江南的大地上矗立起来的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是敢把天下人都当作“乡下人”，还是有特殊的有历史成因的，原因也就是来自开埠后的发展。上海自开埠后，得洋人之风气，首开中国历史上工业文明的先河，西方工业的文明的成就，随着殖民贸易涌入中国，首先是进入上海，一切带洋字的商品和工业品，十里洋场的繁华，让上海人的眼界又更上了一层楼。居然敢称天下人为“乡下人”，就可是天子脚下的北京人都做不到的。
诚然，江南人的富裕是因为水，上海人的优越得益于物，物流的繁华与水流的丰富使上海人与江南人的优越感同出一辙，一切仅仅流的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异，归根到底都凝结到一个字，“守”上。历史发展到今天，上海人依然在固守着自己古老的优越感，就像一个吊着奶瓶的孩子，缺乏牺牲和冒险精神，导致上海人出钱太多的不愿意干、动脑子太多的不愿意干、出力太多的不愿意干、有风险的事不愿意干。
上海之所以是上海，是外来力量作用的结果，旧上海一切外来的力量的温床，是革命力量的温床，也是包括各种财阀和军阀、海外冒险家的乐园，包括那种无孔不入的黑恶势力，各种帮会组织，都能在上海找到自己生存的土壤，最典型的就是横行上海滩的青帮组织。
阴柔的上海人向来有守无攻，对各种力量都只能被动的接受，而不是主要地突破。最鲜明的例证是，广东的发展是广东人向中央要来的，而上海的发展则是中央给的。
上海的律师业的现状，也正印证了这一点，北方律师军团以势不可挡之势大举进军上海，上海律师在做什么？只能退避三舍，及至退至弄堂。仔细数来，也就是锦天城、国浩、金茂建纬等几个在规模和专业上得先者，可以进行抵挡。
总之阴柔的江南文化，能滋润上海的繁华，但不能给上海带来创新和突破，突破上海依然需要外来的力量点起狼烟，上海的律师业要走向未来，走向世界仅仅靠上海本土文化滋养出来的律师是不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强悍的北方律师军团进军上海，是好事不是坏事。
对上海律师业体验性考察报告（五）
——在上海我永远都有家的感觉
参观完了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我就去了上海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位于浦东金贸大厦的25楼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因为此行完全是个人民间考察，像这样的大所如果没有律师协会的照文或者特殊的关系，是不会轻易接待一个陌生的到访者的对我来说也仅仅是做一个体验性考察，寻找一下在中国最昂贵的大厦中的律师事务所的体验和感受。
锦天城由于其在深圳有分所，有各种私下的渠道得来和消息中，对其内在运行模式还是略知一二，这次上海之行，从上海律师的嘴中也有不少他们的信息。
1999年4月，上海锦联、天和、长城三所合并开始了锦天城的规模化发展的道路，并一举成名，至今其仍依靠其强大的品牌优势进行规模的扩张，兼并、加盟甚至贴牌并举，以一切手段和方法维持规模带来的地位和效应。据说甚至采用直销公司培养下线的方式，也就是说，锦天城的合伙人可以有自己的下线律师，下线对上线负责，上线对律所负责。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这种规模扩张将具有非凡的杀伤力。笔者为了探寻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模式，曾经三下直销公司学习体验国外直销公司经营模式、管理模式和团队和文化建设，深知直销公司经营管理模式对律师事务所发展的影响力。
锦天城，在上海属于大象级律师事务所，其大一定有大的道理，能在浦东最昂贵的、金贸大厦、花旗集团大厦存在，并一年更比一年好，肯定是有其成功的道理和独到的暗器，但要完全探清楚其中的奥秘，此行的私访显然是不可能达到目的。所以我在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前台小坐了一会，拿了锦天城公开的宣传册，后就离开了。经查问，浦东的写字楼租金比深圳最昂贵的地王大厦还要高，金贸大厦的楼租比地王大厦几乎高出一倍多，按广东人的说法，在这样的大楼里，如果不是有非凡的实力，是一件非常“凶”的事。其实所谓的“凶”，也不是什么迷信，仅仅是因为人在特定环境的心理变态造成的，人往往因为别人送了一件高级睡袍而觉得家具、房子、妻子都立即黯然失色。在深圳，也有这样的故事。有人第一年很风光地进了地王大厦，第二年就灰溜溜地出来了，因为在那样的地方办公，与之相配的要有奔驰宝马，名贵穿戴，高档消费来支撑，占用的现金流多了，做生意自然没本钱了。锦天城能在这样的大厦里生存与发展，其实力不容置疑。
参观完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后，又去了临近的中银律师事务所，看望毛律师和罗律师，顺便参观他们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与该所主任申林平律师互换名片并作简短的交流，就与毛律师、罗律师一起午餐，午餐后我回浦西，见了华东政法学院三大的一位困惑中的同学，在了解他的学业和家庭情况后，给了他几个选择：
一、现在全力以赴，迎接司法考试。
二、大学毕业后去普通法发祥地英国留学一年，回来再作选择。
三、继续读研，为自己的未来继续进行知识积累。
四、毕业后去法院实习一到二年，从刑庭和民庭开始，这样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快速积累办案的经验的技巧，同时培养起自己与法官、律师、当事人交往中良好的心理素质。
五、去公司或律师事务所实习，工作两三年后再去读研。
之所以给其如此选择，因为上海的孩子都比较文弱，经不起风浪与打击，如果直接去公司或律师事务所上班，律师梦想很可能在就业初期被各种各样的磨难给磨灭了，公司法务往往比较单一，而且缺乏对抗性，对培养律师综合素养不利；去律师事务所，如果跟上一个只会“倒江湖”的师傅，一生都会深受其害。工作以后重新学习，可以帮助自己改变成长的伙伴与团队，结识一批对工作与事业有帮助的人。
结束这次会谈后，我就结束了这次上海之行的考察。回到宾馆我才拨通了姑姑家的电话，告诉姑姑我出差来上海一个星期了，明天来看你们，晚上的飞机回深圳。这也是我第一次用上海话与人对话，来上海一个星期几乎没有说过一句上海话，我也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居然在上海说不了上海话。由此可见上海人对外地人宽容多了，普通话、外地话在上海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此行上海，因为完全是体验式的考察，不想有任何干扰，所以这次来就没有通知任何亲戚，等结束考察后再去看她们。
第二天上午刚刚到姑姑家，表哥与表妹就打电话来兴师问罪了，居然在上海一个星期也来事先打个电话。我只能一个劲地赔礼道歉，说下次坚决不敢了。
因为有姑姑与舅舅都在上海，从小我就有机会来到上海，与表哥表妹的关系就如同亲兄弟妹妹一样，小时候我们不可能经常来上海，但表哥表妹每年暑假都会去乡下看我们，由于我是我们家的独子，大家对我也是特别关照。从小我也是在几个姑姑的支助下完成学业，可以这么说，我成长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她们的关怀。这一次来上海，因为时间与行程比较紧，只能看望一下姑姑、姑夫她们了，舅妈与表妹都没时间去了，遗憾只能等一次来弥补了。
在上海，亲情是我永远的牵挂，舅舅去世得早，舅姑与表妹两个人相依为命生活了这么多年，真的很不容易。这个表妹，虽然比我小不了几岁，但在我面前永远像个孩子，只要我一去，高兴得像只小兔子，问这问那，简直把我当百科全书，大表哥前几年因工伤去世，对姑姑、姑夫的打击很大，至今没有完全走出来，天天在家烧香拜佛，祈祷和祝福所有人的平安。
在上海我有割不断的亲情，任何时候来上海也都有家的感觉。正因为对上海有着一份特殊的牵挂与感情，也有我特殊的理解，所以此行对上海律师业的考察也是特别用心，真心希望上海的律师业能异军突起，成为中国律师业面向世界、走向未来的生力军，真正对得起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称号。
对上海律师业体验性考察报告（六）
——离开上海后的后续报道
7月15日下午在姑姑吃过晚饭，六点钟准时出发去浦东机场。回想几天的在上海收获，不仅看到很多、听到了很多，更重要的是在所见所闻中，能体验到很多看不到、听不到的东西。无论是走马观花式的访问、还是浮光掠影式的访谈、还是长时间的促膝交流，我都能有所收获。这一切都源自于江南文化与我的血肉交融以及对上海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独到的理解。
一、江南村饭店的兴旺告诉我们什么？
在上海数天，有两件让我触动特别大，在此也一并道来，促使我对上海律师业的发展有更深的理解和了解。
7月13日与光明所的律师交流结束后，时间还比较早，晚上我就带妻子、儿子找一家象样的上海餐馆好好享受一下上海菜，结果到了位于长安路的江南村酒家，从外面看这家店灯火辉煌，特别诱人，就毫不犹豫地进去了。进了饭店一看客人很多，一看就属于生意也比较红火的那种。但是等服务员拿来菜牌后，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什么菜都有，上海菜、杭州菜、粤菜、川菜、湘菜、东北菜，一应俱全。平常对上海菜、杭州菜、江苏菜，我不用看菜牌都能点上一桌子，可今天愣是不灵了，只能看着菜牌点几道看起来像上海菜的菜了。
虽然觉得有些不可理解，但人家生意好是真的，开饭店有客人来最重要，能赚到钱是根本，于是我又联想到目前的律师事务所，无论在上海、北京、深圳，这样的全能律师事务所遍地都是，一些老的综合所更是如此。拳打脚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抓来业务最重要，律师业务完全是根据律师个人的偏好与品味来决定，这看起来不了看，说起来不好听，但是律师个人也好，律师事务所也罢，生存最重要，有业务做是根本。
目前所以律师事务所在向专业化过度的过程中，绝对不是求之过急的事，律师事务所专业化的道路是一定要走，专业的旗号也一定要打，但是专业化之初，还在要专业在大旗下诉讼业务与非诉讼业务兼收并蓄，在业务中选择业务，在客户中选择客户，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当然在专业化道路上已经功成名就的除外。
上海的律师事务所综合所编多，也是有它存在的道理，现在仅仅是如何引领的问题。注重过程，向过程要结果，这是上海的律师必须要修的一门课，专业化不仅仅是结果，更是过程，水到渠成方为真功夫，对大多数律师事务所来，只是需要用心和力来培养自己的专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一定会开花结果。
二、上海的出租车业的井然告诉我们什么？
在上海还有一个件事让我产生很多的联想，就是上海的出租车业的经营管理。上海的出租车业，是全国做的最好的一个城市，它不仅仅解决了众多上海人的就业问题，更重要的成为上海人文明的窗口。
首先在上海，要想成为出租车司机，必须要有上海户口。
其次上海的出租车，一车配两人，每人每月开十五天，实际是每人开一天，每人每月向公司交五千元左右，如此两个司机每人每月都有三到五千元的收入，而且人也不至于很辛苦，因为可以工作一天休息一天。
再次，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只要向公司交纳五千元押金即可，而不是像深圳，司机需要交纳十八万元的押金（最近降至九万元），每月还要交纳一万五千元费用，累死累活下来，一个月也就能挣三五千元。
根据笔者与各地出租车司机的了解，大城市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基本都保持在每月三至五千元的收入，但为此付出的成本，深圳最高、北京次之、上海最低。
为什么会有如此结果，因为上海市的政府没有放弃对出租车行业的行业控制和管理，上海的出租车业不允许外地的司机介入，也不允许外来的财团或资本加入，对出租车司机的户口限制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这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上海人的事，只要没有外来力量的干预，就能做的井井有条，对封闭的事或人和处理上，永远都到最细微、最精致，既充满人性又讲究品味。联想起上海的律师业。如果没有强大的外来军团的横扫，上海的律师一样可以做到最好，什么上市、投资、兼并、金融保险以及各种诉讼案件，上海的律师一样可以拎得起，毕竟上海有华东政法学院、复旦大学这样的学院支撑，各种法律人才都能自我培养。但是现在的情形不同了，北方的律师来了，北京的律师来了。北方人一向以强悍与顽强著称，北京的律师一向以大气强势称雄。
在此出现的状况一半是意料之中，一半又是出人意料。
1、上海人比较注重“派头”，北京的律师一来，与上海的律师很快就出现了比较，上海人还是更愿意找的“派头”北京律师提供服务，所以北京的律师在上海是如鱼得水，不仅占领地上海的市场，还占领地长三角以及华东地区的市场。所以上海的律师得放下小架子气好好学习北京律师的大气。按海尔张瑞敏的说法，在中国要想成大事，必须“先造势，后谋利”，也就是说要先造势、再造事，就事论事，直奔主题的做法，显然是没有“派头”的表现。
2、上海人要体面，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忌讳莫深，尤其是像找律师、打官司之类的“丢人显眼”的事，总是不愿意让熟人知道，也不愿意找熟悉的律师。如此外地的律师到了上海市场上，还真就不愁没有业务。很多外地律师到了上海，就仅仅凭个人网站或加盟某个专业网站获得了业务，并得以生存下来。上海的沈永丰律师就是最典型的成功例证，当时他初到上海时就是凭“合同法在线”与“离婚网”获得了相当的案源，解决了“初到贵地”的生存困境。当然这样的律师还有很多，正因为如此，上海的律师做网站曾经一度很热门，有的所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网站，有的甚至有好几个。
当然外地律师在上海很快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主要原因在于上海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司法环境，业内素有“上海的法官、北京的律师”之说，也就是说上海的法官办案细致、认真、敬业，处处谨小慎微，不会因为当事人或律师的一点蝇头小利，以身试法。
上海是个好地方，作为律师能有上海这样的环境，是一种幸运，大上海的良好的司法环境就是上海律师最好的社会资源。说到此今天上海的律师也许只做好一件事，就放下自以为大的优越感，走出办公室、走向市场，把自己当作一件商品来推销。毕竟上海的律师业不可能像出租车行业一样有政府的保护，所以上海的律师必须与强悍与顽强的外地律师平起走坐地面对市场，用一颗虔诚的心来面对市场、面对竞争、面对客户。
三、放下做派，以平常心面对职业与事业
写完这两件事，我突然想起十五年前发生的一件事，那时我还在法院执行庭工作，上海某法院去我管辖的片区执行，我去配合他们执行，其实是为他们壮胆。记得当时随行的有一位上海的律师，期间上海的法官调侃上海的律师说：你们做律师好“派头”，当事人来请你们，你们还要看看当事人用什么来接你的，如果车子不好，就会找理由说我很忙，来不了。
当然这是带有]调侃色彩的语言，但从中也反应出当时上海的律师在社会大众心目中地位，尤其是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上海的律师还是具有相当的优越感的。但显然这种优越感中也会明显地带有做作或做派。
律师必要的包装是必不可少的，但更能打动人的是律师的人格魅力和良好风范，时代不同，律师仅仅是一名普通社会工作者。社会定位不同了，优越感中的上海人、优越感中上海律师，都必须放下这种毫无意义的优越感，认真地面对市场、面对客户。
律师的职业不能给律师带来优越感，律师的优越感只来自有品质的服务和通过服务建立起良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以此给自己的职业带来源源不断的案源和财富，这才是律师的立业之本。
律师啊律师，这是一个诱人的行当，也是一个让人饱尝炼狱的职业，做律师需要放下很多的东西，包括平常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但还必须让自己做一个平常的人，用平常的心面对一切，包括自己的职业与事业。
中国的律师业经过短短二十多年的发展，相当于一个襁褓中的孩子，一切都还处于过程中，一切也都是暂时的，中国的律师未来到底是怎么样的，都需要大家共同来探求，无论是上海的律师、北京的律师、深圳的律师业或是其它地方的律师，都要为此付出不断的努力与探索。
上海不仅仅是上海人的上海，更是中国的上海、世界的上海，如果上海的律师不能以宽广的胸怀来面对未来，那么最后占领上海的就是北京的律师、广东的律师、外地的律师还有外国的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