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判处成都共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洪磊和孙显忠，以及公司的另外两名员工有期徒刑2至3年半不等，并处以总额人民币1,100万元的罚金。华尔街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杨春宝高级律师。杨律师点评了该案对于中国打击知识产权侵权的意义，同时介绍了中国知识产权立法现状、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途径、中国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难点、举证责任、刑事处罚、判例的作用等。
杨春宝一级律师简介
杨春宝一级律师，大成上海高级合伙人、资本市场部主任、国资基金研究中心主任，大成中国区私募基金专业带头人、科技与文化法律研究中心联合牵头人。执业30余年，长期从事私募基金、投融资、并购重组法律服务，尤其对对赌研究颇深且具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并专注于金融机构股权投资业务。2004年起多次入选The Legal 500"私募基金"和"公司与商业"等境内外各类律师榜单，代理的中国法院首例适用外国法律审理外国公司的董事损害小股东权益纠纷案入选上海高院发布的《上海法院域外法查明典型案例》和威科先行"要案头条"。入选上海涉外法律人才库、上海市司法局鼎新法治人才库、上海国有企业改制法律顾问团，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系多家知名高校的兼职教授或兼职研究生导师及上海市商务委跨国经营人才培训班讲师。出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防控操作实务》等16本投融资法律专著。了解更多常见法律问题
中国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如何确定刑事处罚标准？
在中国，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刑事处罚主要依据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严重程度以及非法经营数额或违法所得数额等因素综合认定。司法实践中，对于未经权利人许可复制发行其作品、软件等行为，若达到一定规模或数额标准，可能构成侵犯著作权罪，责任人将面临有期徒刑、拘役以及罚金等刑罚。法院在量刑时会重点考量侵权持续时间、复制数量、传播范围、对权利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等情节。对于单位犯罪，除对单位判处罚金外，还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判处相应刑罚。需要注意的是，刑事处罚是知识产权保护中最严厉的手段，其适用门槛相对较高，通常需要达到“情节严重”或“数额较大”的法定标准。因此，企业在遭遇侵权时，应先行评估侵权行为是否达到刑事追诉标准，若未达到，可通过民事诉讼或行政投诉等途径维权。同时，侵权人也应认识到，即使未达刑事标准，仍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行政处罚风险，切勿存在侥幸心理。
知识产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在知识产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但针对知识产权案件的特殊性，法律和司法解释也作出了一些有利于权利人的调整。权利人需要首先证明其享有有效的知识产权，例如提交著作权登记证书、专利证书、商标注册证等权利证明文件，同时还需提供被控侵权人实施了侵权行为的基本证据，如侵权实物、销售记录、网页截图等。对于某些由被告掌握的证据，例如侵权产品的生产数量、销售账册、获利数据等，在权利人已尽到初步举证义务的前提下，法院可以要求被告提供相关证据，若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则可能承担不利后果。此外，在涉及计算机软件侵权案件中，权利人通常难以直接获取被告的源代码或安装文件，此时可通过公证购买、技术鉴定、申请法院证据保全等方式固定证据。实践中，举证难是知识产权维权的最大难点之一，权利人应注重日常证据管理，包括保存创作底稿、发表记录、许可合同等，必要时可采取公证或时间戳技术固化证据。律师在代理案件时，也会根据证据分布情况灵活运用举证责任转移规则，以减轻权利人的举证负担。
中国司法实践中审理知识产权案件有哪些难点？
中国法院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中面临多重难点。首先是事实查明难，尤其是涉及计算机软件、商业秘密等技术类案件，需要专业的技术比对和鉴定，而鉴定周期长、成本高，且部分技术事实难以通过传统证据完全呈现，法官往往需要借助技术调查官或专家辅助人协助判断。其次是侵权认定难，例如在软件著作权案件中，如何界定实质性相似、如何区分合理使用与侵权使用、如何判断间接侵权责任等，均需结合具体案情和行业惯例审慎裁量。第三是赔偿数额计算难，实践中权利人常因无法充分举证实际损失或侵权获利，导致法院在法定赔偿范围内行使裁量权，但该数额与权利人的预期及维权成本相比往往偏低，难以起到充分威慑作用。第四是网络环境下侵权证据易灭失，电子证据的取证、固定和保全具有时间紧迫性和技术复杂性，公证取证虽常见但成本较高，网络平台数据的真实性也容易受到质疑。第五是案件数量增长与专业审判力量不足之间的矛盾，部分地区法院虽然设立知识产权法庭，但案多人少压力依然存在。此外，判例在中国虽非法源，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对统一裁判尺度具有重要参考作用，司法实践中仍需关注个案差异，避免机械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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