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某香精企业系由某浙商投资设立，该公司设立后由于拥有独特的配方并实施不断扩张战略，迅速成为香精行业领先企业之一。该浙商同时又在浙江等地投资了多家企业。美国某知名食品集团为加快其在中国市场的扩张，向该浙商提出收购该香精公司，该浙商亦希望借此机会对其家族投资进行整合，集中资本和精力发展其在浙江某地的产业，遂与外商达成了出售资产和业务的意向。
杨春宝律师作为中方法律顾问，为该项资产出售业务提供了全面的全过程法律服务，包括出售方案咨询、尽职调查过程中的指导与协调、出售协议的谈判等。
杨春宝一级律师简介
杨春宝一级律师，大成上海高级合伙人、资本市场部主任、国资基金研究中心主任，大成中国区私募基金专业带头人、科技与文化法律研究中心联合牵头人。执业30余年，长期从事私募基金、投融资、并购重组法律服务，尤其对对赌研究颇深且具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并专注于金融机构股权投资业务。2004年起多次入选The Legal 500"私募基金"和"公司与商业"等境内外各类律师榜单，代理的中国法院首例适用外国法律审理外国公司的董事损害小股东权益纠纷案入选上海高院发布的《上海法院域外法查明典型案例》和威科先行"要案头条"。入选上海涉外法律人才库、上海市司法局鼎新法治人才库、上海国有企业改制法律顾问团，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系多家知名高校的兼职教授或兼职研究生导师及上海市商务委跨国经营人才培训班讲师。出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防控操作实务》等16本投融资法律专著。了解更多常见法律问题
资产收购与股权收购在外资并购中有什么区别？
资产收购与股权收购是外资并购的两种基本交易结构，二者在法律后果、税务负担和风险承担上存在显著差异。资产收购是指收购方购买目标公司的特定资产和业务，通常不包括目标公司的历史债务和法律纠纷，收购方可以精准选择优质资产，但需要办理资产过户手续，如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生产许可等权属变更，且可能涉及增值税、契税、印花税等交易税费。股权收购则是收购目标公司股东的股权，从而间接控制目标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收购方承继目标公司所有历史风险，包括未披露的担保、税务欠款或侵权责任，但无需逐项过户资产，操作相对简便。在外资并购实践中，选择哪种结构需综合考虑交易目的、目标公司资产质量、或有负债、税务筹划以及行业准入限制。本案例中浙商选择出售资产和业务，而非转让股权，可能是为了剥离特定业务而保留其他关联企业，同时避免买方继承其他无关项目的风险。若目标公司拥有独特配方等核心竞争力，且其他资产简单清晰，资产收购更有利于卖方聚焦业务整合。反之，若目标公司股权结构简单、负债可控，股权收购则能保留经营连续性。法律实务中，应结合尽职调查结果，评估两类结构的税负成本与合规路径，必要时可设计资产收购加后续服务协议的混合安排，以实现双方商业目标。
外资并购中尽职调查有哪些关键环节和风险防范？
外资并购中的尽职调查是交易风险识别与定价的核心基础，通常由买方主导，但中方法律顾问在协助卖方应对调查、提供文件和解释说明方面同样重要。关键环节包括：第一，主体资格核查，确认目标公司合法存续、股东出资到位、实际控制关系清晰，防止股权代持或权属争议。第二，核心资产审查，本案例中香精企业的独特配方属于关键技术资产，需核查其知识产权保护状态，包括是否申请专利、作为商业秘密的保密措施、配方研发过程中的权属链，以及相关生产许可证、卫生许可证等行政资质是否有效。第三，财务状况分析，包括审计报告、纳税申报、应收账款和存货价值，同时关注关联交易和资金往来，以判断是否存在利润转移或隐性负债。第四，重大合同审查，包括原料采购、销售渠道、技术许可、员工竞业限制等协议，特别是须核查是否存在控制权变更条款，即一旦企业被并购即触发合同终止或提前清偿。第五，劳动用工与环保合规，香精生产涉及化学品使用，需重点排查环境处罚记录、排污许可及安全生产措施。对于卖方而言，风险防范措施包括：在签署保密协议基础上提供资料，对敏感商业信息设置数据室访问权限，由律师统一协调回答口径，避免口头承诺产生法律效力。同时，卖方应主动整理资产清单和权属证明，提高调查效率，并对买方调查人员背景进行合理审查，防止核心技术泄露。尽职调查结果将直接影响收购协议中的陈述保证条款、赔偿机制和价格调整机制，因此无论买方或卖方，均应投入充分资源确保调查覆盖所有重大风险点。
外资并购谈判中如何设计出售协议的核心条款以保障卖方利益？
外资并购中出售协议的谈判是平衡双方利益的关键环节，中方法律顾问需在保障卖方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促成交易。首先，交易标的界定条款至关重要，需明确出售的资产范围，包括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客户合同、员工安排及业务名称等，对于本案例中的香精企业，应特别约定配方的交付方式、技术资料的完整性以及卖方是否保留相关改良权利。其次，价格与支付条款需要设计合理的交易对价结构，可以采取一次性固定价款加分阶段支付的方式，或设置基于未来业绩的盈利能力支付计划，但卖方应谨慎接受过长对赌期，并设置支付上限和保护机制。再次，陈述与保证条款是风险分配的核心，卖方需对资产权属、财务数据、合规情况等作出准确保证，并明确保证期限和违反后果。卖方应力争限制陈述保证范围，删除不切实际的绝对性表述，同时要求买方在交割前对已知风险承担相应义务。第四，补偿条款应设定合理的索赔门槛、单项限额和总额上限，通常以交易价款的一定比例为准，并约定第三方索赔的处理程序，由卖方主导抗辩。第五，交割条件与过渡期条款同样重要，卖方应要求买方在交割前按约定方式经营，不得擅自改变业务，同时设置合理的交割期限，避免无限期拖延。第六，不竞争条款对卖方家族企业经营影响深远，本案例中浙商股东希望整合投资发展其他产业，须谨慎约定竞业限制的地域范围和期限，确保不影响其在浙江既有业务的合法经营。最后，争议解决条款应选择卖方熟悉且高效的方式，如境内仲裁机构，并适用中国法律，以降低跨境诉讼的不确定性。通过完整、细致的协议设计，卖方能够有效防范交割后风险，实现交易的确定性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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